吴谢宇弑母案有了最新进展。极目新闻记者从吴谢宇辩护律师徐昕处获悉，该案二审已中止审理。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显示，在审理过程中，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吴谢宇悲观厌世，曾产生自杀之念，其父病故后，认为母亲谢天琴生活已失去意义，于2015年上半年产生杀害谢天琴的念头，并网购作案工具。
徐昕说，从吴谢宇辩护人的角度来看，中止审理表明人民法院对待吴谢宇案公正和慎重的态度，也意味着吴谢宇的判决能够延迟一段时间，这个中止审理的裁定对吴谢宇本人是利好。
2021年8月，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三千元。
福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谢宇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三千元。宣判后，被告人吴谢宇不服，提出上诉。吴谢宇辩护律师徐昕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他收到了福建高院关于吴谢宇案的中止审理裁定。目前法院决定中止审理，未来适当时侯将恢复审理。
吴谢宇趁谢天琴回家换鞋之际，持哑铃杠连续猛击谢天琴头面部，致谢天琴死亡，并在尸体上放置床单、塑料膜等75层覆盖物及活性炭包、冰箱除味剂。后吴谢宇向亲友隐瞒谢天琴已被其杀害的真相，虚构谢天琴陪同其出国交流学习，以需要生活费、学费、财力证明等理由骗取亲友144万元予以挥霍。后吴谢宇向亲友隐瞒谢天琴已被其杀害的真相，虚构谢天琴陪同其出国交流学习，以需要生活费、学费、财力证明等理由骗取亲友144万元予以挥霍。为逃避侦查，吴谢宇购买了10余张身份证件, 用于隐匿身份。
吴谢宇弑母案后舆论阶段的发酵基本上进入平缓状态，人们无论是对他高材生标签的讨论，还是对他夜店男模标签的质疑，事实上都已经偏离“弑母者”吴谢宇的轨道，而是陷入一种异化人格的泥潭当中不可自拔。不过，顺着吴谢宇“帮母解脱”的逻辑，还是难掩他自身“不正常”。
要知道，依照吴谢宇亲属的透露，在吴谢宇的认知中，现实存在两个世界，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方式就是死亡，言外之意，吴谢宇自身的人格可能确实存在异常。而且这也并非是吴谢宇亲属为“轻判”而作出的判断，因为有媒体在探访吴谢宇老家的过程中，发现“吴家”的血脉中，确实存在精神异常者。
对于这样的事实，能不能实证吴谢宇也是病理性的精神异常者，这还需要进一步的权威机构鉴定，但就吴谢宇弑母的触发来看，当前来看更符合后天环境压抑的结果。但是就两方面的存在或彼此排除，似乎也并不容易，因为对于人格异化的过程来讲，往往是较为复杂的过程。
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大部分案件中，人们会假设只需要搞清楚对方的某个对现在来说很重要的点就可以，比如不诚实，懒惰等，这其实是错的。这不但会导致偏见，而且要比搞清楚这个人的全部，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难得多。
因为每个独立的特质都只是全部特质的某个表现而已，只能通过整个复杂的体系来解释，毕竟优点和缺点总是相辅相成。至少能从或好或坏特质的数量上，判断出其坏性格的趋向。从这个意义上看待吴谢宇，至少可以避开铁板一块的思维。
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在当下，有关人性恶的讨论依然存在。虽然在具体的阐释逻辑上，也很能自洽具体的恶性犯罪行为，但是这并不代表人性恶的认知就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对于人的成长来讲，往往是个流动的过程，一个人只有学会自我审视的时候，似乎才可以对自己进行更为真实的评估。所以，有关吴谢宇是否存在精神层面的障碍，确实也是值得追问的问题。
不过，对于吴谢宇弑母时的状态追溯来讲，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毕竟从始至终，对于那段时期吴谢宇的状态也多停留在他的自述层面，因此亲友笃定他有精神障碍，以此来达到轻判的目的，很可能不太容易兑现。只能是通过对他当下状态的评估，进行间接的实证。
但是，间接的实证，就并非是绝对的实证，只能是作为边缘性的参数，适当的参考而已。事实上，作为个体来讲，如果严格地遵照正常人的“参数水平”，可能很难找到绝对正常的个体。所以，既然吴谢宇能进入北大，并且作案后还能较为完美的清理弑母现场，就足以说明他并未完全失控。
所以，无论是吴谢宇亲友所笃定的精神存在障碍，还是媒体实地探访中所发现的吴家血脉中的精神异常者问题，也都只能建立相对弱的关联，很难形成绝对性的否定。至于吴谢宇自身的观念扭曲，自然是要他自己来负责的，毕竟他弑母的时候，已经成年。
与此同时，吴谢宇在庭审过程中的表现，到底是为脱罪而逻辑自洽，还是真正意义上悔罪救赎，舆论上一直是比较撕裂的。毕竟对于客观的衡量来讲，只是一种参数合理化的过程，这种时候，对于吴谢宇这类高智商犯罪个体来讲，会不会刻意自洽，确实也是不容易排除的。
因此，这就给所谓的轻判留下更多博弈的空间，一种认识是，不管他是不是真心悔罪救赎，只要以后不再犯罪就可以；另一种认识是，必须表里如一，要不然就是在纵容犯罪。这两种认识，其实都有各自的一套逻辑，但是站在人性的尺度上，又缺乏基本的人情味。
就以吴谢宇弑母案来讲，不管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弑母的标签”都会伴随吴谢宇一生，甚至，就算他最终走出监狱，可能孤独终老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就算法理可以宽恕他，不见得道德可以接纳他。所以吴谢宇就算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
另外，吴谢宇弑母案之所以会存在“转机”的可能，就在于原生家庭的悲剧更讲究救赎，而非单纯的惩治。并且现代社会的法理精神之中，并非孤注一掷的认为惩治可以建立善，而是更愿意把惩治置身于救赎的序列中释放。就以吴谢宇弑母的悲剧来讲，最大的共情价值，可能并不是重判吴谢宇，而是透过吴谢宇的悲剧，让更多家庭知道如何去避免同样的悲剧。
法国大文豪伏尔泰曾说过：没有真正的需要，便没有真正的快乐。对于这样的问题，作为国内的绝大多数家庭而言，确实是该反思一下。因为多数家庭的亲子关系之所以并不和睦，就在于彼此之间爱的释放时，都会附加控制的逻辑，也就是“我爱你，我要控制你”，而非“我爱你，你是自由的，我也需要你爱我”。
所以回到吴谢宇弑母案的反思价值上，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单纯的审视吴谢宇和母亲的悲剧关系，掰扯其中所交织的人间悲苦；其二，通过透视吴谢宇和母亲不正常的亲子关系，警示更多家庭要及时反思。所以，最在意轻判或重判的可能还是吴谢宇自己，而对于他的亲友来讲，只不过是出于朴素的亲缘慈悲而已。
我觉得确实有必要申请精神鉴定，在很多人看来，吴谢宇能够清楚表达自己的犯罪事实，杀害母亲时也经过了缜密的处理，这部可能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比较难完成。精神病患者并非都是脑子不清醒，做事不顾后果，有些患精神病的人是因为心理出了问题。
吴谢宇的杀人理由是觉得母亲活在这个世上没有意义，所以想让他早点去陪伴父亲。可见父亲的去世对她俩都有很大影响，自从吴谢宇父亲去世，其母亲表现了很消极的态度，吴谢宇想要母亲开心，带着母亲去过很多地方游玩。然而母亲还是很难过，失去父亲后，吴谢宇不但没有得到安慰，还要每天看着自己最重要的人痛苦，内心难免会变得扭曲。
辩护律师为其申请精神鉴定，不一定能够通过，因为他本人没有同意。徐律师当初接这起案件时，并没有很大信心，能够让二审改判。现在只能尽最大努力，从查阅的资料可以看出吴谢宇并非激情杀人，而是经过了周密计划。杀人之后并没有像之前想的那样自杀，而是突然觉得不想死了，这个过程吴谢宇心里经过了很多挣扎。甚至向亲人借钱时，都会感到愧疚。可见他还有些良知，并非我们口中所说的杀人狂魔。
吴谢宇目前的状态。
一审判决结果是死刑，并且罚款10万余元，吴谢宇对此犯罪事实并没狡辩，但是觉得判刑有些严重。所以决定上诉，主动书写了上述文件，向法院申请再添加一名辩护律师，希望自己可以活着赎罪，并且恳求那些被自己伤害过的人原谅。部分亲属表示谅解，母亲亲属对此事并没有回应，到现在也没有和吴谢宇见面。
2019年2月，吴谢宇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一家宾馆内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并将其尸体分尸后逃亡。这起惨案震惊了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精神疾病
据报道，吴谢宇在犯罪前曾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但他并没有接受治疗。精神疾病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障碍，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这些疾病会导致患者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如情绪波动、幻觉、妄想等，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患者产生自杀或杀人的念头。
家庭矛盾
除了精神疾病外，吴谢宇还存在着家庭矛盾。据了解，他的父母经常吵架，甚至有过家暴行为。而吴谢宇自己也曾经历过父母的暴力，这对他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曾在网上留言称：“我父母的婚姻就是一场灾难，他们的争吵和暴力行为让我不能忍受。”
操作步骤
精神疾病和家庭矛盾是导致吴谢宇犯罪的两个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和治疗这些问题呢？
1.关注精神健康。我们应该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和治疗精神疾病，并积极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
2.建立和谐家庭。一个和谐的家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非常重要。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意愿和感受，避免产生家庭矛盾和暴力行为。
3.推广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
吴谢宇弑母案择期宣判，但就“弑母案”背后的“高材生”吴谢宇，似乎才正式进入媒体舆论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撇开弑母的惨烈，以及弑母的异化，仅从作案的实施去看吴谢宇的存在，似乎永远逃不开他高材生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无论是媒体有意或无意地修饰，“北大学子”始终被冠在惨案的背景板上。
可事实上，我们都很清楚，他弑不弑母，跟“北大学子”的身份并不构成强逻辑。但是，媒体从参与庭审的“知情人”处获悉，吴谢宇在庭审上谈到“弑母计划”时，直言是按照数学模型操作的，具体的步骤：第一步先试探妈妈，他有一次回福建，跟他妈提过一次“自杀”的想法，他妈妈的回应大概率意思是：“你不活，我也不活”。
说实话，按照吴谢宇弑母的案情推动，貌似“这一试探”算是吃下定心丸。要知道，就案情的核心推动来讲，吴谢宇父亲的病逝算是触发点，让本来就性情压抑的吴谢宇和好强的母亲彻底进入硬撑阶段，他（她）们彼此都应该很爱对方，但是又因为父亲的病逝，不能更好直面彼此，以至于只能进入彼此心疼又彼此依赖的境况之中。
坦率地讲，虽然并没有相关的鉴定结论认定吴谢宇存在精神层面的问题，但从吴谢宇庭审中的自我描述来看，显然弑母前后有一定的抑郁倾向。当然吴谢宇的母亲应该也有抑郁倾向，要不然吴谢宇当时也不会认为“妈妈很像死前的林黛玉”（这里不排除吴谢宇的“自认为”有脱罪嫌疑）。
从这个层面上看吴谢宇弑母的前后异化，所谓“弑母计划”的说法，显然有些太过严肃，并且有关他自认为的“数学模型”可能更多也是基于他学霸状态的讲话方式，根本上与所谓的“高智商犯罪”并没有太强的关联。毕竟从吴谢宇前后的心理异化来看，是从“自杀”开始的。
所以，对于媒体刻意从“高智商犯罪”出发进行相关报道，更多也只是在蹭“北大学子”的标签，至于弑母案本身的存在，可能更多还是基于亲缘关系的扭曲而触发的。因此，就算吴谢宇声称“按数学模型完成弑母计划”，大概也是为当时的迷失硬找逻辑而已。
要承认，就吴谢宇对弑母现场的清理以及对母亲尸体的处理，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高智商犯罪”。只是当案情背后的悲剧线索流露出来时，我们才发现吴谢宇对于作案现场的处理，应该属于作案后本能的恐惧使然，并非是一早想好就要那样做，因为在吴谢宇的弑母计划里，也有“自杀”的安排，只是后来没有按原计划操作而已。
不得不说，人性确实是复杂的，老早想好的计划，轮到“自杀”的时候就彻底变卦。所以很多时候，绝大多数人之所以没有变成恶人，就在于各自的处境遭遇不同，所以很难绝对的定性一个人是坏人还是好人，只能是在既定的行为反馈中给予特定的标签。
因此就“好人和恶人”的评判来讲，很大程度上也只是极致标签的定性，并非能彻底代表一个人的特质。所以回到解构悲剧的路径上，就不能铁板一块。而是要回到具体的案发背景中，进行事无巨细的揣摩，只有如此吴谢宇弑母案才能全面地袒露在我们面前，而非只是“儿子杀母”的大逆不道之景。
与此同时，之所以要将吴谢宇弑母案排除在“高智商犯罪”的序列之外，就在于吴谢宇的作案动机里“有爱的释放”，即便他理解上是错误的，这方面从他逃亡的过程中面对周遭的方式里，也能看得出来。当然，不否认的是：他打着母亲的幌子骗取亲友的钱财确实是不对的，但那也是基于他对亲友在父亲生病危难时未提供帮助而错误理解造成的。
说到底，如果吴谢宇真的是彻彻底底的痛恨自己的母亲，想从此远走高飞，就不至于在逃亡过程中也有过自杀的想法（庭审中有提到两次自杀的行为）。所以从始至终，吴谢宇是矛盾的混合体，一方面想摆脱生活的压抑，一方面又不得不被遭遇本身所吞噬。
庭审中有公开资料显示，吴谢宇在逃亡过程中和女朋友拍摄过“性爱视频”，有不少媒体解读为“压抑的反扑”，这其实有些把人太过静态化了。说到底，只要没有对别人造成不良影响，想必也犯不着去过度的揣测背后的是非曲直。
另外，在很多时候，过分的聪明如果得不到智慧的加持，很容易走向“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境地。按照“知情人”的说法，吴谢宇是比较博学的，热衷看哲学类书籍，所以看问题的方式相对刨根问底。只可惜，在面对母亲沉闷的问题上，他却走向反哲学的路途。
所以，回到亲缘关系的的期盼上，作为父母相较于“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式的美好祈愿，更应该注意的是孩子活在人间，一定要不畏人间之苦的品性构建。只有如此，当苦闷袭来时，才能经得起压抑，斗得过抑郁。所以人们常讲，经历得来的智慧，比所谓的先验聪明更为重要。
就如熊培云在《慈悲与玫瑰》中写道：我相信人的一生是身体下坡，灵魂上坡的过程。当我走到时间的尽头，我愿我的一生每一时有每一时的领悟，每一岁有每一岁的江河。但眼下来看，吴谢宇不仅弄丢最爱的母亲，也弄丢未来的自己，着实令人神伤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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