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武汉军区的战役军团。归空军建制，受空军、武汉军区双重领导。领导和指挥驻湖北、河南省空军部队。主要担负本区国土防空和协同地面部队作战等任务。
武汉军区空军机关前身为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
1950年9月20日，中央军委批准，以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
22日，在重庆成立。
11月28日，移驻成都。归空军建制，受空军、西南军区双重领导。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干部管理部。西南军区空军机关成立后，接收并领导原由西南军区领导的成都航空机械预科总队，组建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团和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师等。
1954年5月15日，改称西南军区空军部。
1955年5月6日，国防部命令，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移驻武汉，改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7月1日，机关由西南军区空军机关与空军广州指挥所合并组成并开始办公，设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工程部、后方勤务部、财务处、军法处和直属政治部。
1958年8月22日，改称武汉军区空军。
1970年2月，军区空军机关整编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
1976年2月，增设航空工程部。
1985年9月，武汉军区空军分别与广州、济南军区空军合并，整编为广州军区空军、济南军区空军。武汉军区空军机关整编为军级指挥所，归广州军区空军建制。武汉军区空军番号撤销。
武汉军区空军成立后，原中南军区空军所辖湖北、河南省部队划归武汉军区空军建制。
1957年8月，驻武汉地区防空军高射炮兵、雷达兵部队划归武汉军区空军建制。
1961年6月，空降兵部队划归武汉军区空军建制。
1975年2月，武汉军区空军辖区空军院校，由空军直属改归武汉军区空军建制。
1985年9月，武汉军区空军驻湖北省部队划归广州军区空军建制，驻河南省部队划归济南军区空军建制。
武汉军区空军历经30多年建设，发展成为一支由航空兵、高射炮兵、地空导弹兵、空降兵、雷达兵、通信兵和其他专业兵组成的合成军队。坚持中国***对军队绝对领导，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部队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随着国防工业的发展，武器装备不断改善，较为先进的飞机和地空导弹等陆续装备部队。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进行训练，部队军事素质和战斗力不断提高。
武汉军区空军长期担负辖区内的防空作战任务，部分部队曾执行支援地面部队进军西藏、配合地面部队剿匪、支援东南沿海地区作战和核武器试验等任务，为保卫祖国领空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950年4月～1952年11月，西南军区空军部队在康藏高原开辟空中航线25条，向康定、甘孜、昌都、太昭等地进藏部队空投各种物资，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进军西藏的行动。
1952年7～8月，配合陆军部队对川西黑水地区的土匪进行清剿。
1952年12月～1953年7月，配合陆军部队在甘肃南部地区剿匪。
1956年5月26日，空军第13师韩琳机组试航西藏当雄机场成功，开辟北京—西宁—拉萨航线。
1964年10月16日，空军第13师郭洪礼机组圆满完成原子弹爆炸烟云取样任务。武汉军区空军部队还先后参加抗震救灾、抗洪抢险、人工增雨、飞播造林、航空物探等，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和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武汉军区空军在保卫和建设祖国、加强军队建设中，涌现一批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人物。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有：“学习雷锋的光荣标兵”朱伯儒。空军授予荣誉称号的有：“昆仑雄鹰”、“忠于职守勇于献身保证安全的模范机组”、“从严治军文明带兵特功八连”，“优秀女飞行员”诸惠芬、“无私无畏的英雄”杨梓云、“模范连长”林树奎、“雷锋式的志愿兵”徐宏福等。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其司令员是彭德怀。
1950年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10月19日晚，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42军（以后又增调了第50、第66军）和炮兵第1、第2、第8师以及一个高射炮团、两个工兵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今上河口）和辑安等地，先后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
扩展资料：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为抗美援朝战争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略性战役。其特点是：战役规模的夜间作战和很少有战役间隙的连续作战，攻防转换频繁，战局变化急剧。
朝鲜战争开始之前，中国曾计划用3年—5年时间恢复生产，将军费从1950年占预算支出的43%减少到1951年的占预算支出的30%，以全部预算的70%投入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改善人民的生活。
百度百科-抗美援朝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军区,分别是：西北军区、西南军区、华东军区、中南军区、华北军区、东北军区。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划分为6大战略区，相应设立了西北、西南、华东
、中南、华北、东北6个大军区，彭德怀、贺龙、陈毅、林彪、聂荣臻、高岗分任6个大军
区的司令员，1952年叶剑英代理中南军区司令员。这7人是建国后我军的第一批大军区司令
员。
1955年2月，全国大军区改划为12个，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武汉、广州、昆明、成
都、兰州、新疆、西藏、内蒙古军区，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1956年5月增设福州军区。
邓华、杨成武、杨得志、许世友、陈再道、黄永胜、谢富治、贺炳炎、张达志、王恩茂、
张国华、乌兰夫、叶飞分任各大军区司令员。
1985年7月全军精简整编后，大军区调整为7个，即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军区，除北京、南京、广州军区司令员留任外，刘精松、赵先顺、李九龙、傅全有分别出任沈阳、兰州、济南、成都军区司令员
戎马一世，勤学一生；施计用兵，略胜孙吴；指挥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将风。
刘伯承（1892~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现代军事家。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 坎坷一生元帅路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
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
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2． 精谋巧计胜孙吴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3．勤思善学成儒将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备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4．呕心沥血办教育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刘伯承年表
刘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
宣统三年(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 命的学生军。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次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 历任连长、团长。
1916年 3月率四川护国军攻占丰都时，头部中弹， 右眼致残。
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屡打胜仗，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
1926年12月与杨暗公、朱德等发动沪州、 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8年留学苏联。
1930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12月回国，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 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用俄语当面怒斥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被撤职，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1935年 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挥干部团强占皖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随后任先遣队司令，与政委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
进人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并在当地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第一、 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作为总参谋长与朱德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他和朱德坚定地维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阳明堡夜袭战、七豆村伏击战等战斗。
1938年后，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 打击了日军。
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自(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当选为中共 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 8月20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1月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1946年 6月，与邓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队在十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战役，歼敌十二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 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 33个旅围攻大别山。 12月，刘邓决定以邓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1948年 5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与邓小平、陈毅、 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5日，与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全歼于宿县以南的双堆集地区。
1949年 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
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 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韩练成、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闫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韩练成、李克夫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所属各纵队依次改称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军，骑兵第一师。总兵力15.5万。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下辖第1军：军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第一军下辖第1.2.3师；第2军：军长.王震兼政委，下辖第4.5.6师；第7军：军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下辖第19.20.21师。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王世泰。下辖第3军：军长许光达，政委.朱明，下辖第7.8.9师；第4军：军长王世泰，政委张仲良，下辖第10.11.12师；第6军：军长罗元发，政委徐立清，下辖16.17.18师；第8军：军长姚喆，政委高克林，下辖第22.23师，骑兵第一师，师长康健民，政委李佐玉。 一野一共出了元帅1人，大将1人，上将13人，中将27人，少将191人。
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10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野战军下辖第3、第4、第5兵团，共9个军，加一特种兵纵队。 第3兵团司令员由有“赵子龙”美誉的陈锡联担任、政治委员谢富治，辖第10军(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任军长、王维纲任政治委员，下辖第28.29师)、第11军 (曾绍山任军长、鲍先志任政治委员，下辖第31.32.33师)、第12军(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下辖第34.35.36师)。 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传奇将军陈赓，辖第13军(周希汉任军长、刘有光任政治委员，下辖第37.38.39师)、第14军(李成芳任军长、雷荣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0.41.42师)、第15军(秦基伟任军长、谷景生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3.44.45师)。第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下辖第16军(尹先炳任军长、王辉球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6.47.48师)、第17军(王秉璋任军长、赵健民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9.50.51师)、第18军(张国华任军长、谭冠三任政治委员，下辖第52.53.54师)。特种兵纵队，李达司令员兼政委。第二野战军的总兵力达28万余人。其中2野一共出了元帅1人，大将2人：王树声，陈赓，上将13人，中将26人，少将204人。
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任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共16个军又1个特种兵纵队及华东海军。第7兵团， 王建安任司令员， 谭启龙任政委，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21军(含第61、第62、第63师)，滕海清任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22军(含第64、第65、第66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23军（下辖第67.68.69师），军长陶勇，政委，卢胜；第35军(含第103、第104、第105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委，（35军是济南战役期间投诚的国民党军队组建的）。第8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24军(含第70、第71、第72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25军(含第73、第74、75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26军(含第76、第77、第78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34军(含第100、第101、第102师)，何基沣任军长，赵启民任政治委员（34军为淮海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部队组建）。第9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20军(含第58、第59、第60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27军(含第79、第80、第81师)，聂凤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30军(含第88、第89、第90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33军(含第97、第98、第99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10兵团，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张鼎丞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28军(含第82、第83、第84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29军(含第85、第86、第87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31军(含第91、第92、第93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32军(辖第94、第95师)，谭希林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山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另外还有华东海军，军长张爱萍兼政委，副司令员林遵，赵启民。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全军总兵力为58万余人。其中三野出了元帅1人，大将2人，粟裕，张云逸，上将11人，中将33人，少将266人。
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谭政任政治部主任陶铸任副主任，萧克任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任第二参谋长，聂鹤亭、陈光任副参谋长，下辖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兵团共12个军，另加1个特种兵司令部、1个铁道兵司令部及两广纵队。第12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辖第40、45、46军；40军军长韩先楚，政委罗舜初，下辖第118.119.120.153师；45军军长黄永胜，政委邱会作，下辖第133.134.135.158师；46军军长詹才芳，政委李中权，下辖第136.137.159师；第13兵团，程子华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辖第38、47、49军；38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下辖第112.113.114师；47军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下辖第139.140.141.160师；49军军长钟伟，政委袁升平，下辖第145.146.147.162师；第14兵团，刘亚楼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委员，辖第39、41、42军；39军军长刘震，政委吴清宪，下辖第115.116.117.152师；41军军长吴克华，政委莫文骅，下辖第121.122.123师；42军军长万毅，政委刘兴元，下辖第124.125.126.155师；第15兵团，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辖第43、44、48军，43军军长洪学智，政委赖传珠，下辖第127.128.129师；44军军长邓华，政委吴善富，下辖第130.131.132.127师；48军军长贺晋年，政委陈仁麒，下辖第142.143.144师。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肖华，政委钟赤兵下辖第50.51军，长春起义的曾泽生部被编为50军，曾任军长，徐文烈任政委，下辖第148.149.150师；原国民党起义部队被编为51军，军长张轸，政委杨春圃，下辖第211师。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雷经天，原野战军所属之特种兵指挥机关改称特种兵司令部，辖2个炮兵师。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郭维成。其中4野出了元帅2人，大将3人，肖劲光，黄克诚，谭政，上将14人，中将43人，少将298人。其发展到最后大概有150万余人，其中共歼敌180余万人。
中央军委还将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受毛泽东、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和指挥，作为直属军委统帅的我军唯一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下辖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共11个军。它所辖60、61、62、63、64、65、66、67、68军。
五大野战军：“一野”、“二野”、“三野”、“四野”和“华野”。
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军编制建制时间不长，“一野”持续时间仅一年零三个月，于1950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被取消其番号，所属部队归西北军区管辖。“二野”持续时间一年零一个月，于1950年2月，同率领第1兵团入川的西北军区机关一部合并，组成西南军区。“三野”持续时间一年零七个月，于1950年8月被取消番号，野战军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四野”持续时间一年零三个月，于1950年4月取消番号，部队归中南军区指挥。而“华野”的番号、编成，更是经过了数度反复的调整、变化，甚至令人眼花缭乱：1949年4月25日，太原城的硝烟尚未散尽，第十八、十九兵团即接受新命令，调入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的千里征战；11月，第十八兵团又调入二野参加大西南战役；1950年，为适应剿匪任务的需要，其第二十兵团除部分转入特种兵外，部分转为地方军区或公安局；另外，第十八兵团第61军，于1950年2月兼由川北军区领导，1951年3月其181师又调归第60军；1952年7月，第61军番号正式取消。
◆作者：吴关青史
1993年7月12日，开国上将李达在北京逝世，骨灰安葬在河北省涉县将军岭。
陶汉章将军曾这样评价李达： “李达虽不善于发言，却善于不发言。”
陈毅元帅也曾称赞李达是： “我们的好诸葛。”
李达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参加过解放战争，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他几乎在我国建军史上的各个战争时期，都在出任参谋长一职，累计任职时间更是长达40年之久。
好诸葛 ，这样的评价，李达实至名归。
李达，原名李德三，1905年4月19日生于陕西省郿县(今眉县)横渠区崖下村，和其他元帅将军一样，童年的李达也有过给地主家打短工的经历，但是不同的是李达的父母很有先见之明，他们知道只有读书才可以改变娃儿的命运。所以在李达11岁的时候，家里借钱供他去上了5年私塾。
只是身处乱世， 一介文人又怎能苟安于乱世 。虽然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李达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五四”、“五卅”运动中，和同学们积极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游行示威等活动，但是他深感仅仅作为一个文人对于这个已经陷入危机的国家来说已经无济于事，于是在1926年李达辞去了在横渠区的小学教员工作考入了冯玉祥创办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
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任排长、连长、旅部参谋等职。
中原大战后，26军团被蒋介石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李达任74旅旅部副官，奉命进剿中央苏区。
可是深明大义的李达并没有这样做。
在学生时代他就接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他深刻意识到如同国民党这样陈腐的军阀主义作风是无法改变中国的，至于围剿中央苏区，打国共内战更是极其错误的行为。于是在同年12月，作为国民党第26路军第74旅旅部少校副官的李达追随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参加了著名的“ 宁都起义 ”。
最终第26军被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可是作为军官的李达却没有被红军方面留下来，而是被发放了路费，资遣回乡。
这是李达无法接受的。
为此李达找到红5军团总指挥季振同，但季振同也无可奈何。不甘心的李达又找到了中革军委派到红5军团工作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刘伯坚被李达对革命的执著精神打动了，经过他的说服，李达终于被批准留在红5军团。 历史 差点就让共和国失去了一位上将。
不久，受过正规军校教育并担任过参谋工作的李达被湘赣军区独立1师政委王震要走，担任了独立1师参谋长兼第3团团长。
1932年9月，李达经王震和湘赣军区政委甘泗淇的介绍加入了中国***，两个月后被任命为红8军参谋长。
1933年李达先后担任红17师参谋长，红6军团军团参谋长。
相对于其他名将李达，比如同为开国上将的韩先楚，李达的升迁速度不可谓不快。这其中当然有一部分内在因素，那就是李达的 足智多谋 。
1934年，红6军团奉命离开湘赣苏区去湘西一带寻找已与中央失去电讯联系的贺龙红2军团部并与他们会合。可是由于敌人的围追堵截，加上不知道贺龙部队的确切位置，红6军团只能边走边打听。
这一路上真可谓是危险重重。前有追兵，又不知道贺龙部队的具体位置，红6军团很快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在贵州的东北石阡甘溪镇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形势一度十分严峻。
敌军兵分多路对红6军团包抄，而且由于人手分散，红6军团十分被动。在混战中李达带领400多人逃离了敌人的包围圈，却和军团指挥部任弼时、萧克、王震他们失去了联系。李达这时候真可以说是陷入从军以来最大的危机。
但是他没有被困难给吓到，反而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迅速做出了决定。他决定孤军深入敌人的包围，独自去寻找贺龙部队的下落。终于上天不负有心人。在10月15日，李达在一个叫枫香溪的小镇终于找到了贺龙及红2军团政委关向应。
李达马上用电台和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在11天后带领贺龙的第2军团和6军团在印江县胜利会师。
王震当时就拉着李达的手激动地说： “李达呀，我们还以为找不到你了。哪知你真的把贺龙同志给找来了。你这个参谋长还不错嘛！”
而在此后，李达也与贺龙开始了他们的漫长革命友谊。
同年李达调任贺龙的红2军团任参谋长。可是到了之后，李达发现不对劲了，原来由于缺乏人手，此时的红2军团的司令部的工作非常欠缺，无法正常运转。于是李达建议在团以上单位建立司令部，设立了作战、通信、侦察、管理等部门，并举办培训班，提高参谋人员的基本素质。同时在之后的湘鄂川黔苏区的创建过程中李达参与了一系列重要战斗的方案制定和指挥工作，贡献很大，被红二方面军的许多老同志称为 “足智多谋的参谋长” 。
萧克、王震、甘泗淇、陈伯钧、余秋里、廖汉生等许多老将军在后来谈起李达时都交口称赞说他 “料敌谋事胜似神算，在历次战役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由于李达忠厚老实，军团部上下都很喜欢他，叫他 “李菩萨 ”。
1935年李达参加了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李达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而此时他辅佐的正是时任总指挥的贺龙。在长征过程中，因为李达的足智多谋以及卓越的远见，红二方面军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围剿，并在1936年10月与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完成了长征。
1937年，抗战爆发。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115师、120师、129师，李达担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处处长。
次年12月，任第129师参谋长，并随刘伯承和邓小平的129师主力从太行东下冀南，以巩固我冀南抗日根据地。
而且李达经常深入前沿观察地形、了解敌情并作出准确判断，拟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并且协助邓小平和刘伯承多次指挥战斗，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之后几年的抗战岁月中，让李达快速成长为八路军独当一面的人物。
1942年5月，日军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指挥两万五千日军的兵力对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扫荡前，日军的特别挺进暗杀队发现了129师部的位置，并发动了攻击。在这次攻击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壮烈牺牲。
在扫荡突围后，李达总结了这次战斗的失败经历以及左权将军的牺牲，他觉得作为非作战序列的机关单位也要有一定的作战能力，要不然如同这次敌人的突然袭击，又会被打的措手不及。于是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李达起草了 《非战斗机关军事化的问题》 ，下发部队执行，而这一建议，对于我军现代化条件下的统率机关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3年的林南战役中，李达作为指挥员，歼灭了日伪军6000多人。并且在同年10月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进行了道清战役、安阳战役和大反攻作战，收复了大片国土。
1945年日本战败，国共矛盾升级，1946年7月，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全面进攻。截止1947年6月，解放军共消灭国民党军队112余万人，粉碎了蒋介石狂妄的全面进攻，迫使其转入重点进攻。
但现实局面仍然很严峻。中原解放区基本沦陷。
8月，中央军委作出重要决定，由李达担任参谋长的刘邓大军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为了最大限度发挥牵制敌人兵力的战略效果，刘邓大军在无后方依托的情况下，深入敌后，牵制敌人的外线，进行代价高昂的远征作战。
但是这场远征的意图最终还是被蒋介石识破，在鲁西南战役中，蒋军集中主力在菏泽一带拼死堵截，刘邓大军苦战28天，付出伤亡1.3万人的代价，成功渡过黄河，顺利进入河南，从此开启千里南下的征途。
而在这千里跃进中，李达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早就预料到中央军委要求南下的决定，于是提前做好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勘探行进的路线，安排好部队人员的进程，在实际上就是作为大军的一个大管家。
同时李达对于南下大别山的地图路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沿途经过的几百上千的县市他都倒背如流。在经过黄泛区的时候，李达还主动请缨，作为先头向导，率领参谋人员侦察敌情。而且为刘邓首长带路的警卫一连曾经三次带错了路线，但是都被李达给纠正回来了，所以邓小平感慨地说： “李达就是一幅活地图，他这一手真了不起!”
关于李达背地图这一手再说个小故事。李达晚年，有一次由湛江乘飞机飞往昆明。途中遇到雷雨，飞机绕行。李达这时候在闭目养神，机长就和同行的飞行员说不要去惊醒首长。结果这时候李达醒了，他叫过警卫员问他说我们怎么在往北飞，警卫员大吃一惊如实相告。
所以无怪乎邓小平叫他 “活地图”。
1950年2月李达担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主持西南军区日常工作，参与领导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
1953年4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李达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的职务。
1953年5月上旬，李达到志愿军总部报到。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对老资格的参谋长李达很尊重，称他为志愿军的诸葛亮。遇到开会，邓华在入场时总对李达说： “诸葛先生请。”
志愿军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文，邓华都是请李达起草，再经志愿军领导讨论后签发。在朝鲜期间，李达完成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邓华代司令员组织指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夏季反击战役，迫使美方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李达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始终坚持在一线，而且李达一辈子都廉洁奉公，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就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带来一些便利。
1987年，他回到阔别55年的家乡，临走时写下了"公明廉威"，希望县领导能以古为鉴，公正、廉洁，坚决杜绝腐败现象滋生。
他的儿子李如龙当了一辈子的农民。有一次李如龙见家里的房子破败不堪，就写信给李达说要一些钱修缮，结果李达回信说:" 你已长大成人，这件事不能靠我，不能盖修一修就行了。"
1993年 7月12日，李达带着他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时至今日，我们这些后人去回忆李达上将，都会由衷说一句，李达是我们的 好参谋，好诸葛 。
最后说一件关于李达的往事。
1945年12月14日，李达和认识20多天的张乃一结婚。张乃一问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一天结婚，李达说: "1931年12月14日，我加入了红军，这一天是我从旧军队军人变成红军战士的日子，也是我新生的日子，有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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