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礼治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姿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着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
无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显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容是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极为丰富的。
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有四点：
1. 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张岂之先生在其《中华人文精神》中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七点；1.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2.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3.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4.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5.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6.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7.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
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因此我认为中国文化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的经世治国达到完美的统一.儒家文化的精髓就是平和中正,思无邪!
其次,农耕文化、家族文化、还有一些地域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在历史的漫长演变中逐渐的形成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多采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贯彻实施着人本主义精神，而且也渗透着一种礼治精神。所谓礼，原本指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交往的一种仪式。所谓礼治则是将这予以加工改造，升华为一种社会理想，然后予以实施和推行，这就是礼治精神。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礼治精神，其实质是强调社会的有序，坚持社会的秩序。这种社会的有序或秩序，在儒家看来，就应是上下有序，父子有伦。用孔子的话讲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人本精神——天人合一——礼治精神
中国文化不仅丰姿多彩，而且有着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这迷人的气质和丰富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张岱年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所谓文化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着人们实践的思想，亦即世界观和人生观。无疑，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推动和指导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显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内容是丰富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极为丰富的。张岱年认为，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有四点：
1. 刚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张岂之先生在其《中华人文精神》中指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七点；1.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2.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3.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4.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5.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6.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7.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
1、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落实在政治上是“以民为本”，即民本思想。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几乎都主张和宣传“民本”思想，从而使之成为中华文化中影响最广、延续最久的一种哲学和政治思想。
2、 刚柔相济的坚忍精神。
刚柔相济是中国人人生态度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孔子创立儒家重“刚”，但也不失“柔”。中国文化是强调“儒道互补”的，即阳刚必须与阴柔适当配合。
3、贵和尚中的中和精神。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中和”思想的传承特别重要。儒家传统是以夷制夷，德化怀柔，多采取羁縻政策。
扩展资料中国文化，是华夏文明为基础，充分整合全国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要素而形成的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的国际属性，可以称之为“中国的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
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东方文明体系被称为“汉文化圈”，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反映。从旧石器时代的发明创造，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无一不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中国文化不但对日本、朝鲜半岛产生过重要影响，还对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南亚国家乃至美洲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发达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以及指南针技术首先应用于航海，才导致了人类所谓蓝色文明和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形成（李二和《中国水运史》）；郑和七下西洋更加深了这种文化的传播和辐射，并由此形成了世所公认的以中国文化为枢纽的东亚文化圈。
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包括亚洲、欧洲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对中国文化以给予了高度的认同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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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强调知行统一，知识与道德统一
中国古代哲学体系，其核心就是伦理道德学说，其宇宙本体是伦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实体，其哲学理性是道德化的实践理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来，人伦效法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了，伦理化了，人的价值以伦理原则为尺度。从认识论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知行统一，认识与道德统一，认识的目的是在于觉悟，在于行德。《白虎通义》称：“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所谓觉悟，就是打开心灵的混沌，焕发德行的潜力。以德行觉悟为认识的主要目标，既是中国文化伦理型性格的表现，又助长了它的伦理化走向。因此，中国文化认识外在客观事物，即使是自然界，也把它与人伦道德搅在一起，而不把它当作独立的认识对象。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可以称作“德性文化”。在这种“求善”的德性文化模式制约下，中国的“治道”要津不在“法”冶，而在“人”治，而“人”治又特别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尊者、长者尤其要讲究以表率服人。所谓“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这一思想的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
第二，以惩恶扬善为宗旨，强调教化作用
中国文化十分强调“惩恶扬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国古代文学历来就强调“文以载道”，十分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提倡美与善相结合。宋代理学家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用），徒锦也，况虚车乎？”（《通书 文辞》，《周元公集》），并不承认文学在传播政治伦理学说外，还自有独立的价值。唐代诗人杜甫也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诗》），因文章主要是载道的而不敢以文章写得好而自尊自傲。在绘画艺术中，画家着力表现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日月、天地万物，不是为了表现它们自身的美，而是因为从它们的生命节律和形式可以联想到人类社会的运行节律和形式，体悟到伦理道德和思想感情。正如墨竹画家文灏说：“竹如我，我如竹。”他之所以醉心于绘画“心虚异众草，节劲逾万木”的竹子，就是要用竹来颂扬谦逊的品格。坚贞的气节，借以砥励自己的品格。写物是为了写人，以颂扬人伦道德、节操。在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中，自然都成了有性格、有感情的，“一切景语皆情语”，情景交融的作品方为上乘之作。中国的文学与艺术浸透了人伦道德的观念，成为劝善的工具，教化的载体。就是史学，也不以存史为主要目的，而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司马迁《史记 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写历史是服从和服务于伦理的需要。中国古代教育也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学习文化知识放在第二位。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 学而》）孟子也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明人伦”，“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总之，中国古代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还是史学、教育都以“惩恶扬善”的教化为目的，渗透了伦理道德观念。
第三，强调“忠、孝”，充满人文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特别重视宣传“忠”、“孝”观念。宗法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把天下（国家）视为一个大家庭，封建国家的政体就是按照父权家长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君主是全国的“严父”。诚如黑格尔所说：“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百姓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所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倡“以孝治天下”。他们认为：“其为人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 学而》）在他们看来，在家孝顺父母，出外就能忠于君王，就不会犯上作乱，天下也就太平了。中国古代政治从来就没有完善而独立的法律制度，而是以德代政，以道德说教来代替法制制度的实施。此外，中国古代文化充满人文精神，具有非宗教性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事、人伦摆在首要地位，而不是宗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由于中国文化充满人文精神，重人伦，讲究“忠”、“孝”、“仁”、“义”，所以，造就了历史上众多的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志士仁人。由于中国文化的强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数千年辉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亲、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意识，也是残害人民的精神枷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糟粕，也严重地阻碍了历史车轮的前进。
二、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但有四大文明古国，也曾经出现过许多优秀的文化体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构成中国文化一个重要特征。
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表现在很多方面，但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与文化中，唯有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有最顽强的生命延续力。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类型。
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因为民族入侵而导致文化中绝的悲剧，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因亚历山大大帝国占领而希腊化、恺撒占领而罗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中绝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国，此类情形从未发生。文化学界将七个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苏美尔文化、密诺斯文化、玛雅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国文化——称为人类原生形态的“母文化”。而在它们之中，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延续力。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化虽未受到远自欧洲、西亚、南亚而来的威胁，但也屡屡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冲击，如春秋以前的“南夷”与“北狄”入侵，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连南下，直至明末满族入关。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虽然在军事上大占上风，甚至多次建立起强有力的统治政权，但在文化方面，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以华夏农耕文化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农半牧民族在与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几乎都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或飞跃。军事征服的结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毁灭与中断，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进步。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鲜养料，如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边疆地区的物产、技艺等，从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万里长江，是由无数高山上的涓涓细流，汇合成奔腾的大河，一直向前发展，从不中断，直到汇入大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中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汇入综合了我国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伟大奇观。
第二，表现出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从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总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会通精神来丰富和完善自己。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一精神首先表现在对诸家学说采取兼容并蓄的学术主张。中国古代思想家虽各有所尊，但又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把这当作文化发展的理想境界。所以，春秋战国时虽百家争鸣，互相驳难，但也互相吸收。如吕不韦就主张统揽百家，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主持编撰的《吕氏春秋》上。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佛)、道三者得以长期并存，更是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包容会通精神。所以，在中国古代，儒、释(佛)道三者的神可以并祀于一堂，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更是可以见到三者合一的许多具体描写。唐太宗在《大秦景教碑》序文里，甚至表达了任何宗教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思想。事实上，古代中国除了儒、道、佛三家并存外，甚至还以宽厚的心态接受了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
正是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这种融合力使得中国文化在汉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善于有机地吸收中国境内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中华各民族文化，例如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羝、羌、契丹、辽、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汇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没有这种融合，也就没有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在这次对话中，他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三、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样性
第一，中国文化因地理环境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样性。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早在两干多年前，其版图便“东渐于海，西被干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中国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政治水准也参差不齐。因此，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即因环境的多样性而呈现丰富的多元状态，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已大体成形：从大的文化类型来分有在湿润的东部发展起来的农耕文与在干燥的西部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从不同地域细分：东临沧海有齐鲁文化；“四塞之地”有秦文化；地居中原有晋文化；荆楚大地有楚文化；而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下游分别有巴蜀文化、楚文化与吴越文化；这些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
在中国文化史上，由于人文地理之异，以至于文化思潮也庞杂多歧：在一定历史时期，不仅各地区学术研究有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反映出文化思潮的连续性和地区间的相对独立性，而且在同一领域中，由于地区间的差别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清代江苏、安徽学者皆以治经为主，浙江学者擅长治史。在宋代文坛上，形成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以徐照、徐巩、赵师秀、翁卷为代表的永嘉派；明末形成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以袁宏道、袁宗都、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清代则有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词派，以方苞、刘大栅、姚和为首的桐城派，以浑敬为首的阳湖派，以张惠言为首的吴派。这些派别均因地域得名，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分野。
第二，中国文化由于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半封闭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而具有独立的自成体系的人文内涵
中华民族生息在东亚大陆上，东面是茫茫大海，西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广大沙漠，西南面是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其地形特点是西高东低，形如一把巨大的躺椅，背靠欧亚大陆腹地，面对辽阔的太平洋。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大陆文化，它产生于一个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因此，中国文化遵循着一条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发展道路，与其他古代文明古国大不相同。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性与悠久性达到了惊人的统一，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珍贵现象。由于中国地理位置处于半封闭的大陆环境，中国文化的发生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圈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情况下独自完成的。它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与东地中海文化和南亚文化大相径庭。以文字为例，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从文学艺术上看，中国文学艺术自成一体。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与古印度的《黎俱吠陀》，以色列地区的《希伯莱诗》，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处于同一时代，但《诗经》中的《国风》和《大雅》既不同于《黎俱吠陀》、《伊里亚特》那种近于小说、戏剧的叙事诗和史诗，也不同于《希伯莱诗》那种歌唱人生与宗教的抒情诗，而是一种以世俗生活为题材，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诗。从哲学上看，中国哲学也有一整套独特的范畴体系。如先秦两汉提出的阴与阳、天与人、名与实、常与变，矛盾观中的一与二，人性论中的善与恶。魏晋时期玄家综合儒道两家，提出有与无、体与用、本与末、一与多、言与意、动与静、自然与名教等等，与欧洲哲学从亚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创立的范畴体系（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等）在立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上均大异其趣。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传承与创新。传承是指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传承，创新是指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成果，使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涵盖了哲学、文学、艺术、礼仪、道德、科学等各个方面。在传承方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学习传统文化
学习传统文化是传承的基础。我们需要通过阅读经典著作、参加文化活动、听取长辈讲述历史故事等方式，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弘扬传统文化
弘扬传统文化是传承的目的。我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如文艺演出、文化展览、传统节日庆祝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魅力。
创新
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是使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的关键。创新需要有以下几点：
融合现代元素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可以创造出更具时代感和现代性的文化成果。比如将传统音乐与现代音乐相结合，创造出新的音乐形式，将传统绘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等。
创造新的文化产品
创新需要不断地创造新的文化产品，如新的文学作品、新的影视作品、新的艺术品等。这些文化产品需要具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同时也需要体现传统文化的精髓。
结尾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传承与创新。传承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和传承，创新是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成果，使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我们需要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融合现代元素、创造新的文化产品等方式，不断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是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表现为：不把人从人际关系中孤立出来，也不把人同自然对立起来；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价值论上是反功利主义的；致意于做人。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辉，也设置了障碍；它向世界传播了智慧之光，也造成了中外沟通的种种隔膜；它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也是一个不小的文化包袱。
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扩展资料：
中华传统美德的表现方面：
1、爱国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杀身以成仁”的民族节气。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核心。
2、利义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强调建立一种和谐协调的人伦关系。主张“义以为上”，“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要求“见利思义”，“见得思义”。
3、仁爱
提倡“仁者爱人”，孟子提出“君轻民重”的思想。这种要求一切人都要用“仁爱”之心去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帮助人的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最具有人民性的道德遗产。
4、提倡美德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现人生理想的步骤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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