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医简
简介：敦煌汉简，是指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烽燧遗址中陆续出土的简牍。
其中，二十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第二次和第三次中亚考察时所发现的简牍，以及1944年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经林梅村和李均明整理，成《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一书，于1984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附有《疏勒河流域汉代边塞遗址概述》、《汉简出土编号与汉简着录编号一览表》等，但不含原简照片。
七十至八十年代，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甘肃省文物工作队、敦煌市博物馆等部门又在这一地区的马圈湾、酥油土、花海等地发现了一大批汉代简牍。这些简牍，连同斯坦因、夏鼐等人所发现的汉简一起，由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成《敦煌汉简释文》（不含图版）一书，于1991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有图版和释文的《敦煌汉简》上、下册。
居延汉简是20世纪我国文明四大发现之一，其他是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居延汉简乃因这批汉简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和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破城子被发现而得名。
居延汉简是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均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居延汉简是居延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初至12世纪初。
悬泉置遗址和悬泉汉简
悬泉置遗址的位置坐落在甘肃西部瓜州县和敦煌市交界处，在瓜敦公路南侧1000米的山丘底下。遗址南部是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涧有泉水流出，名曰悬泉水，经年不断。悬泉置即由此得名。遗址的院落、房屋、马厩等均为汉代遗存，但坞院的西南角压一烽墩，属魏晋遗存，故遗址的时代总体上属汉晋时期。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和敦煌卷子的记载，到了唐代，还称此地为悬泉水，并有悬泉驿、悬泉镇、悬泉乡的设置。
悬泉汉简
该遗址是一个50米×50米的正方形院落，总共2500平方米，院门东开。院内有27间大小不等的房屋供人居住和办公。院落南墙外有专门养马拴马的马厩。出土的汉简，有字者23000余枚，现在整理编号18000枚左右。另有竹木漆器、草编器、皮革、丝织器、毛麻织品等用品6000余件，铁器类生产工具230余件，各类陶器陶片30000余件。
史书中关于“厩置”“传置”“骑置”“邮置”的名称多有记载，如《史记·田儋列传》有“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汉书·文帝纪》有“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汉书·西域传》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后汉书·西域传》有“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如果再往前追溯，“置”的出现还可追溯到春秋战国孔、孟时代。《孟子·公孙丑上》有“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引述的是孔子的语言，可见，“置”的出现，最晚也在春秋时代。但“置”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它的建置、分布、规模、格局、人员编制、车马数量、管理体制、功能作用，以及它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在悬泉置遗址发现以前，我们几乎知道得很少。而悬泉置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古代驿置机构的完整形象，再加上大量的汉简和出土文物，从宏观到微观，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细节，都得以生动地揭示出来。从下到上、从地方到朝廷、从边疆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通过解剖麻雀，使我们对遥远的过去有了新的认知。
根据汉简的记载，悬泉置隶属于敦煌郡效谷县，全称应是“效谷县悬泉置”。人员定额有官卒徒御37人，有员马40匹，传车10～15辆。除养马外还饲养一定数量的牛，有牛车5辆。主要工作一是传递公文信件，也包括私人邮寄的信函和物品，二是接待东来西往的官员和行旅。每当朝廷用兵西部，皇帝的诏书、朝廷的紧急公文以及出征将士的军情急报，也都经过悬泉置传送。在接待任务方面，不仅朝廷官员出使西域、公主出嫁和亲，而且西域各国包括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有关地区和国家前来中原进贡、受封、觐见、通使，都要在此歇脚、吃饭。像这样的驿置机构在当时的敦煌郡共有9座，依次是渊泉置、广至置、效谷置、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龙勒置（可能还有玉门置和冥安置）。每个置相距约30公里，从东到西一线排开，承担了上述接待和传递任务。
总的说来，悬泉置地处交通要道，它所承担的任务又是传递文件和接送使者，所以悬泉汉简的记载几乎都与中西交通密切相关。不光悬泉汉简如此，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河西汉简和新疆出土的所有汉简，无不如此，都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手资料。
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1907年708片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1913、1915年 189片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920年 17片内蒙古额济纳汉边塞遗址1930、1931年 10100片新疆罗布泊汉边塞遗址1930、1934年 71片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1944年 48片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M6 1959年 480片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M181959年 10片甘肃甘谷刘家坪汉墓1971年 23片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1972年 79片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M1 1972年 361片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M1 1972年 4942片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M2 1972年 32片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9 1973年 83片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101973年 176片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8 1973年 175片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M401973年 约2500片内蒙古额济纳汉边塞遗址1973、1974年 19637片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M3 1974年 617片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168 1975年 67片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M167 1975年 74片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1 1976年 15片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M1 1977年 6000片甘肃玉门花海汉边塞遗址1977年 91片青海大通上孙家汉墓M115 1978年 300片江苏连云港花果山汉墓1978年 13片甘肃敦煌马圈湾汉边塞遗址1979年 1217片江苏邗江胡场汉墓M5 1979年 26片甘肃敦煌酥油土汉边塞遗址1981年 76片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1981年 26片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M247 1983、1984年 1200片江苏仪征胥浦汉墓M101 1984年 20片甘肃敦煌汉边塞遗址 1986、1988年 137片湖南张家界古人堤遗址1987年 数十枚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1989年 16片湖北江陵高台汉墓M181990年 4片甘肃敦煌汉悬泉驿遗址1990、1992年约20000片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1993年 168片湖南沅陵虎溪山汉墓1999年 约1000片湖北随州孔家坡汉墓2000年 785片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不详 259片
从1902年到1992年，考古学家在汉代敦煌郡遗址内发现了多枚竹简，专家称之为“敦煌汉简”。竹简总共有25000余枚，年代从西汉武帝末年到东汉中期都有。这些竹简，为专家研究河西疏勒河流域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同时，竹简还揭示了长城的一个新功能。
自秦始皇以后，凡是统治中原地区的王朝，几乎都要修筑长城。众所周知，当初修建长城是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匈奴和中原王朝一直相爱相杀，时不时就会南下骚扰边境，抢夺老百姓的财物、粮食，边民苦不堪言。于是，统治者才决定修建长城。有了长城，中原王朝可以派兵驻守这里，让匈奴忌惮。然而，长城还有一个功能——防止本国人潜逃。
专家在研究“敦煌汉简”时发现，守卫烽燧的汉军一边要预防匈奴来犯，一边要防止本国的“亡人”逃往匈奴。这里的“亡人”是指逃亡的人，竹简中多次记载“亡人”出逃的事件。例如：“元始四年五月庚午朔乙未，东部候长放敢言之，谨移亡人火出入界。”每当烽燧发现亡人，就会在高处挂一个叫“赤表”的长条形织物，以此告诉其他烽燧：亡人正在附近，请求支援。
匈奴气候环境、经济等方面都比不上中原地区，为什么还会有人想要逃往此地？先来看看“亡人”到底是些什么人。第一种，在中原王朝犯下了死罪，不得不逃亡的人。古代律法严明，尤其是汉朝时期，刑法严苛。很多人犯下死罪后为了活命，选择逃往匈奴。例如“敦煌竹简”中记载：汉宣帝时期，牛延寿、高建等人私自铸造假币，被朝廷发现后，一伙人立即流窜到边境。要知道在古代，百姓私造钱币是要被砍头的。于是，一群人逃到了匈奴，朝廷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虽然匈奴条件艰苦，生存艰难，但总比留在中原被杀头好。所以，不少死刑犯冒死从边境逃去匈奴。
第二种，与朝廷作对但失败的人。每个朝代，都有与中央政权作对，企图自立为王的人，汉朝也不例外。由于刘邦诛杀异姓王的政策，卢绾和燕王藏荼的儿子藏衍等人为了活命，不得不逃到匈奴，寻求政治庇护。对这些人来说，留在中原只有死路一条，逃到匈奴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除此之外，还有少部分汉人是主动逃往匈奴的，原因是汉朝沉重的赋税徭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还不如到匈奴放牧，过相对比较自由的生活。
不管是哪种“亡人”，对汉朝的危害都不小。一旦他们成功逃到了匈奴，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带到匈奴，比如冶铁技术等等，无疑会增加匈奴军的战斗力，从而威胁到中原王朝的安危。所以，朝廷绝对不允许这些人成功逃往匈奴，于是给长城上的烽燧下令只要发现“亡人”越境，立即进行追捕；在边境设置关卡。若是烽燧士兵没有及时发现“亡人”，还会受到惩罚。
“敦煌竹简”的出土，让后世了解了长城的另外一个功能，或许这就是考古的意义所在。
自西汉建立起，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匈奴便不断侵扰，汉朝不得不采取和亲政策和赠予财帛维持和平。至汉武帝时期，文治武功，汉朝实力大增，对匈奴转守为攻。发动漠南、河西、漠北三次大战，完全控制了西域，匈奴在汉军的打击下不断衰落。
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为宁胡阏氏，匈奴自此修好三十年。到了东汉初年，匈奴时常入侵居延要塞，为何汉匈之间又兵戎相见呢？这就不得不说汉匈之间关系恶化的转折点-发生在新莽天凤三年的征伐西域战争。
《汉书.西域传》在记载这次战争时，仅简单论述了战争的经过和结果，对于细节描述不多。专门描写汉匈关系的《汉书.匈奴传》甚至对此事只字不提，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疑问。
1979年，甘肃文物工作队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出1200余枚汉简，其中有148枚《王骏幕府档案》木简，是公元天凤四年王莽征伐西域失败后撤退至敦煌后，参战将士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文字内容与传世史籍相互参照，为后世了解两汉之际的这场战争有更为完整的认识。结合《王骏幕府档案》与《汉书》记载，我们可大致复原这次战争的前因后果。
公元8年，外戚王莽篡汉自立，初登大宝，至高无上的权力让王莽有点忘乎所以。皇帝的荣耀决不能与他人共享，遂收回西汉赠送的“匈奴单于玺”，之后更是更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并分匈奴为十五部。政权上打击，军事力量上进行分化，王莽的一系列操作引起了匈奴单于的坚决反对。
曾经被汉武帝打得落荒而逃的匈奴，经过数年的积淀已经逐步恢复了元气，势力也逐渐扩张到了汉朝控制的西域地区。匈奴还在西域设置了南将军一职，负责监视西域各国和汉朝边境地区，伺机插手西域事务，想回到汉武帝之前他们在西域的统治地位。
王莽登基，除了打压匈奴，并且将之前册封的西域诸国的王改封为侯，也引起了西域各国的强烈不满，焉耆等西域三十六国中有不少国家心生判意，开始互相攻伐，不少国家倒向匈奴。
西域反叛焉耆与匈奴合谋，在南将军的指挥下准备大举入侵车师国。得知军情的戊部尉郭钦立即上书，称自己兵力单薄，面对匈奴入侵会孤立无援，希望大都护派兵驰援。紧急的求援并没有得到王莽的回应，或许是兵力不足，也可能是无暇顾及车师国。最终，匈奴南将军率领联军毁灭了车师、龟兹，车师国王被杀，王子出逃。
西域各国大为惊恐，知道中原王朝已无力庇护他们这些偏远小国，诸多小国纷纷依附匈奴，不愿臣服的举国迁徙到他地以避战火。匈奴、焉耆经此一战，也摸清了新朝的虚实，因此，更加肆无忌惮。于是，便有了焉耆公开反叛，杀死了西汉统辖西域的第十七任西域都护但钦，这也成为王莽征伐西域的导火索。
王莽征伐西域公元16年，王莽下诏征讨西域。大使五威将王骏与新任西域都护李崇在今敦煌马圈湾一带筹措粮草、调兵遣将，率3000军队为先锋，从玉门关出发，与莎车、龟兹兵7000余人会合，共一万余人进攻焉耆。
戊己校尉郭钦和佐帅何封率2000军队随后行进，沿途西域诸国无不亲迎讨伐大军，提供粮草。王骏大军长驱直入，兵临焉耆城下。焉耆一边佯装投降，一边暗地备战，联络匈奴联合设伏兵杀死王骏及其数千将士。李崇拼死抵抗，后收集残部退至龟兹、姑墨、尉犁一带，后遇姑墨、尉犁诸国反叛，退至龟兹，与朝廷彻底失去联系。
郭钦、何封所部趁焉耆军队在外未归之际，攻打防守空虚的焉耆城，斩首三千九百余级，然后迅速撤军至车师，向王莽上书求援。王莽随即下诏，点河西四郡兵马，出征西域驰援，但是行动迟缓。匈奴与焉耆裹挟西域诸国军队夹击郭钦、何封余部，切断其粮草供给，二人虽有前期来援的5000河西四郡精兵，但无力挽回战局，只好带着家属陆续撤向关内，驻扎于敦煌。
郭钦、何封在敦煌向王莽上书，陈述了此战经过详情，其草稿、副本等文书就是《王骏幕府档案》的来源。西域自此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直到几十年后，经过班超的苦心经营，中原王朝才恢复对西域的管辖。
征伐西域失败原因公元16年的征伐西域战争为何几乎全军覆没？我们同样可以从马圈湾汉简中一窥究竟。除了匈奴在西域势力日益强大，以及西域诸国的反叛，征伐大军自身也存在问题。首先是王骏大军来源复杂，兵力不精。
除了占据主体的莎车、龟兹兵外，自敦煌出发的军队为临时征调，没有进行严格训练，甚至还有不少刑徒，导致大军既无作战经验，又没有很快适应西域环境。大军出发后分几部行进，兵力分散，出征路线不同，而敌对的是匈奴和焉耆的联军。此外，出征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深入西域后的后勤粮食补给问题，导致诸国叛乱后粮食供应出现了严重问题。
纵观此役，王莽的盲目自大和一意孤行，引起了西域诸国的极为不满，已经为征伐失败埋下了种子。对战争的判断和准备不足使得大军实力大打折扣，最终导致失败，致使汉武帝以来西汉数代统治者经营西域所取得的成果，一夜之间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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