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主义的事情比较多见，但是极端主义者比较少见。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极端主义，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而没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在其它问题上不一定就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也许看的比较全面和正确。所以，用极端主义的眼光看问题的人不少，但是极端主义者并不多。如果这个人只要看问题就走极端，没有其它想法，那他才是个极端主义者。
极端主义本身这个名词比较抽象，但是我们可以从生活细节和社会活动中找到这种现象。例如：文革中把资本主义看成死敌，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看成了走资派，自留地也看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吃好的，穿好的，住好房子，也看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还加上了糜烂的生活方式。你要是想这些东西，你就有资产阶级思想，谁要是搞资本主义就和他没完。这就是比较典型的极端主义行为。难道我们住的像狗窝才好吗？难道我们吃的像猪食才好吗？难道只有资本家才能拥有轿车吗？难道无产阶级就不能住别墅吗？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成为了中国人生死攸关的政治枷锁。不知道在这个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死了多少人？流了多少血？说了一句话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而被枪毙。这些行为都受到了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
看一个人不能用百分比来分，也不能全面否定他的功绩，也不能全面否定他的错误，只能在每一件事情上来分析。这件事情上他是对的，在另外一件事情上可能是错的。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都是极端主义的行为。如果想找到一个完全的极端主义者不好找，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这样看的比较极端。在其它问题上看的很全面就不是极端。极端主义的行为在某个人身上只是在那个问题上的一种看法。如果他受到环境的影响，他可能会改变这种想法。所以，对有极端主义想法的人不要进行人身攻击，也不要列为打击对象。在环境的影响下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就行了。一种矛盾或者一个问题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恶化的方面转化，这就要看看我们怎么样对待这种矛盾和问题。是要下力气解决矛盾呢？还是要把矛盾复杂化或者扩大化？你想解决矛盾，矛盾就会朝着好的方面转发。如果你不想解决矛盾，采取一切手段掩盖，歪曲，嫁祸于人，这种矛盾就会朝着恶化的方面转化。
什么是极端主义？什么是极端主义者？我们只要平时认真的去思索，就能发现这种人和这种极端主义的行为。
1966年夏天，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烈焰，使刘庆棠的“革命斗志”燃烧得更为旺盛。他振臂一呼，许多人当即聚集在他的麾下，然后向院、团的“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展开了猛攻，一时间芭蕾舞团成了阴风凄凄的人间地狱。
52岁的中央歌剧舞剧院副院长、首席指挥黎国荃，就在刘庆棠主持的一次批斗会后，因无法忍受诬陷和人格污辱，回到家就上吊自尽了……
踌躇满志的刘庆棠成了新成立的革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更变本加厉地整人。
但是不久，他被群众揪下了权力的宝座，对他进行了批斗。
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没有忘记她的“忠实战士”，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无奈由于群众抵制，未能如愿。会后，江青马上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有了江青的撑腰，刘庆棠没有气馁，继续给江青写信效忠，自然越来越受江青的赏识。自1967年5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
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如愿以偿，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工作。当年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头面人物之一。
再次吃香的刘庆棠，整人更加丧心病狂。他利用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清查5·16分子”等整人运动，将所谓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江青”等罪名随心所欲地扣到人们的头上。当时全团包括临时工仅240人，却被刘庆棠一伙揪出了70多个“反革命”，“牛棚”不得不设在大排练厅。团内人人自危，朝夕难保。
在1970年前后，由刘庆棠主持的这场文艺界“清查”运动中，仅中央直属文艺团体中被打成“5·16”分子的，就多达400余人。
刘庆棠在无辜者的鲜血和呻吟中飞黄腾达。
1969年4月，江青提名他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1970年进入国务院文化组，开始统管全国文艺创作；1974年又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次年便一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
就在刘庆棠奇迹般“大踏步”进军高层政治领域之际，检举揭发他在生活上乱搞男女关系的信不断被送到上级领导部门。这个生活极不检点的“美男子”，早在“文革”前就多次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到了“文革”大权在握，他的风流成性更加肆无忌惮！一个比他小20来岁的姑娘，长期被他霸占；与此同时，任何一位女演员，无论是想争取在戏中当主角或领舞，还是给丈夫落户口、安排工作，只要有求于他，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掌中玩物……
然而，那些女演员用血泪蘸写的控诉信，到了江青、张春桥之流的手中，或石沉大海，或轻描淡写地告诫几句，丝毫无损刘庆棠的仕途。
1970年元旦，舞剧团为庆贺节日，自己搞了个联欢活动。因为没有通过刘庆棠，他跑到江青那里告状，说舞剧团的人对样板戏不满，搞所谓的联欢活动，实质是针对江青同志的。江青立即下令追查。一时间，舞剧团犹如白色恐怖笼罩，搞得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
经这一折腾，舞剧团以后还真不敢轻举妄动了，但人们心里对刘庆棠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阴谋攻击周总理、邓小平
1972年法国总统蓬皮杜来中国访问，观看了《红色娘子军》舞剧。演出结束后，礼宾司为了增加欢迎的效果，提议大家在台上合唱一首歌。不知是谁提了一句，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因为“文革”时已被打入冷宫，猛然听有人提议唱这支歌，见周恩来总理也在场，大家就和周恩来一齐唱了起来。
晚会结束后，江青把刚上任的文化组组长吴德叫来，说这首歌的作者是反革命，叫李劫夫。为什么唱这支歌？去查一查。
不几天，吴德对江青说：是《红色娘子军》剧组的头头刘庆棠同意的。江青马上叫来刘庆棠。刘庆棠一口咬定是周总理布置的，谁料，江青把这件不是事情的事情拿到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追问总理，最后周恩来也火了：“这事我负责，有什么了不起！”
兴许是自知作恶多端，刘庆棠身居高官后，他对自己的不齿行径偶尔流露出隐隐的不安。青年演员邓元森受他陷害出狱归团后，被派在制鞋间劳动。一次刘庆棠见了他，主动上前打招呼，握手递烟，并颇为负疚地说：“怎么样？对我还有气吗？”
血气方刚的邓元森倔强地回答说：“反正我没罪！你办事就是太‘左’。”刘庆棠深吸了口烟，矜持着半晌才说：“让你们吃了苦头，这我认账，可是我必须坚持。在原则问题上宁‘左’勿右，‘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
正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刘庆棠越走越远，死心塌地充当“四人帮”的马前卒。
1975年9月，江青召集自己的亲信秘密聚会。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1957年反右前夕，现在叫他们大鸣大放，将来再收拾。”
秉承“主子”旨意，刘庆棠随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上大造舆论，为“四人帮”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
10月，刘庆棠到上海，参与江青亲信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密谈。王洪文对他们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
刘庆棠从上海回京后，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从上海带回的“指示”，并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谣言有个特点，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几个人，同时吹捧周总理、邓小平和老帅们。这事和北大、清华有关系。”
随后，他们马上同北大军代表迟群串连，用“梁效”的笔名搞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刘庆棠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四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自己把持部门的几次会议上公开诬蔑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邓小平准备十二月份夺权”等。
1976年1月，刘庆棠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拼凑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并编入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从2月起，刘庆棠遵照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召开全国**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威胁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3月，他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舞剧《青春战歌》。此后，他一面派专人去各**厂督促，一面亲自到现场催促。他亲自抓了《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三部轰动一时的影片，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和一大批党政***。罪恶累累遭审判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刘庆棠被隔离审查。但是他执迷不悟，还异想天开地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信，表白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主观上是想干革命，替自己评功摆好。
中央组织部和文化部专案组经过反复调查，查清了刘庆棠的全部罪行，鉴于他在多年的隔离审查期间，毫无认罪悔改的恶劣态度，决定将他交付检察机关予以起诉。
1983年4月，得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对刘庆棠进行公审，在京文艺界人士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在法院对刘庆棠案件审理期间，文艺界凡遭受过他迫害的人都发了旁听证，“重灾区”芭蕾舞团不得不特地指派一辆大客车，每天接送大家前去旁听。
在公审期间，刘庆棠对起诉书所列的他的罪状供认不讳，只是在做自我辩护时，他仍一如既往固执己见，强调其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忠实执行上级指示的结果，竭力为自己开脱。
经过3天的公开审理，最后法庭庄严宣判：判处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妻子毅然决定与他离婚，他的子女也就此同他脱离了关系。
后来患了肝硬化的刘庆棠获准保外就医。由于他在北京已没有家，只得由他弟弟接回老家辽宁盖县寄居。已经病入膏肓的刘庆棠在大连遇见了原来文工团的一个战友——沙音，这位善良的女性以她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一个刑期和重病同时在身的人。
刘庆棠在沙音家几次发病，几乎丧命，是这位爱他的女性一次次拯救了他的性命。但是等到刘庆棠刑满释放，成为自由公民时，刘庆棠或许明白自己日子不多了，不甘心自己的舞蹈事业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他攀上北京一位更有门路的女性。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危难之中伸出的爱心之手一刀斩断，断然离开大连，背叛了他的救命恩人沙音。
刘庆棠的性格和品德的确有许多方面值得人们深思。
其实，“臭老九”并不是单单指代老师，而是指代文人群体，古代每一种职业其实都有社会地位的高低之分，比如说“士农工商”，大家应该都听说过，虽然商人是利益最大，也最富裕的一类群体，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很低。
那么除了这样一个排名，这是源于元朝时期政府的划分，统治者把国家臣民划分成十个等级，分别是官员，吏，僧，也就是佛教人士，道教人士，医生，工程技术人员，手艺匠人，娼妓，最后才是儒家人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排名最后的是乞丐。
看到这个排名是不是大家都惊呆了，我们今天现代社会务必崇尚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竟然排名这么低，并且仅仅排在乞丐的前面，连手工艺人和僧侣道士都不如。这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有关，古代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没有机械，农业只能靠人力，所以人工是最重要的生产力。
古代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生产力的一类人，他们没有实实在在的谋生手段，也没有强健的体魄，可谓是肩不能抗手不能提，因为考上之后就可以领国家的俸禄，所以知识分子不仅不能带来生产力，还要消耗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
所以“臭老九”的这个“臭”字，其实也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贬义的称呼，当然现在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天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人再看不起知识分子，相反大家都认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我喜欢踏寻古迹。定居沈阳二十多年，凡是在历史上有点名堂的地方，几乎我都到过；唯独龙王庙的遗址至今还不知其确切所在。翻遍了各种书，也问过许多人，最后还是茫然不晓。这也难怪，因为它原本是清代初年布满盛京的几百座庙宇中最普通的一座，而且，可能坐落在城外的浑河岸边，料想也是非常简陋的。只是由于一位名人在里面寄宿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使它与众有所不同，在史书上留下了名字。
我说的这个人名叫陈梦雷。他是有清一代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编纂过著名的典籍《古今图书集成》。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了，结果，人家吞功邀宠，步步莲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他却险些脑袋搬了家，后来亏得同僚说情，圣上开恩，被判作戴罪流放，流落到此间给一户披甲的满族之家当奴隶，干苦力。
提起这类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勾当，心里总是觉得十分沉重，郁闷杂着苦涩，很不是滋味。看来，它同嫉妒、贪婪、欺诈、阴险一样，都属于人性中恶的一面，即便算不上常见病、多发病，恐怕也将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世代传承，绵延不绝。“啊，朋友!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朋友。”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话，未免失之过激，但它肯定植根于切身的生命感受，实为伤心悟道之言。
远的不去说它，只就我们这辈人的有限经历来讲，大概很多人对于过去一些政治运动中的投机、诬陷、倾轧，直至出卖朋友的行径，都不会感到生疏。而当这种种恶行发生于那种“政治异化”过程中，则更是花样翻新，变本加厉。有些人竟然以革命的名义，在“打倒走资派”、“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堂堂正正的旗帜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在这种情势下，那些充满个人的无助感、卑微感、绝望感的受害者，迫于当时的强大攻势，不大可能进行绝交、申讨之类的直接对抗。加之在所谓“群体性的历史灾难”中，个人的卑劣人性往往被“时代悲剧”、“体制缺陷”等重重迷雾遮掩起来，致使大多数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环境因素，而轻忽了、淡化了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充其量，止于就事论事，辨明是非，而很少有人能够烛隐抉微，透过具体事件去进行心灵的探察，灵魂的拷问。
世事驳杂，人生多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这类问题 轻轻地放过，固然不可取，但简单的牙眼相还，睚眦必报，也只是一时痛快而已。我以为，不妨参照陈梦雷的做法，坚定地守护着思想者的权利，在痛定思痛，全面披露事实真相的同时，能够深入到心灵的底层，从人性的层面上，揭示那班深文周纳、陷人于罪者居心之阴险，手段之龌龊，灵魂的丑恶。这样，不仅有功于世道人心，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宝贵的人生教训；而且，可以净化灵魂，警戒来者，防止类似的人间悲剧重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拂去岁月的埃尘，翻开三百多年前的史页，旧案重温，再现陈梦雷上当受骗，沉冤难雪，终于痛写《绝交书》，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血泪交进的历程，确是不无教益的。
难友
陈梦雷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诗书门第，父亲教子有方，管束极严，在他的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因而，他得以年少登科，刚刚十二岁就入泮成了秀才；八年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又过了一年便高中庚戌科的二甲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即授翰林院编修。真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康熙十二年，由于母亲在京师不服水土，他临时请假护送南归，返回原籍福建侯官(福州)，从而结束了三载安富尊荣的京宦生涯。这一年刚刚二十五岁。他万万没有想到，此番南下竟成了他“运交华盖”的人生转折点。可怜一枕还乡梦，断送功名到白头!
陈梦雷回到家乡不久，就赶上了“三藩之乱”爆发，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据闽叛清，一时间闹得人心浮荡，满城风雨。为了网罗名士，壮大声威，硬逼着陈梦雷改换门庭，出任伪翰林院编修，由于本人拒不接受，而降授为户部员外。陈梦雷无奈，便披缁削发，躲进了僧寺，托病不出。叛军还是不依不饶，三天两头地催逼就道，他脱身无计，只好虚与委蛇，准备寻觅机会一走了之。
就在这时，与他同为福建乡亲，同年考中二甲进士，同为翰林院编修，而且有很深交情的李光地，也因为探亲返回了家乡。由于李光地是著名的理学家，在当地名气很大，耿精忠想要借助他的声望招摇作势，便派人到他的安溪故里，召他出仕。他趁着耿精忠亲自接见的机会，悄悄来到了侯官，暗地里与陈梦雷会面。两个知心朋友好久没在一起谈心了，而今难里重逢，自有诉不尽的衷肠，说不完的款曲，足足倾谈了三个晚上，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对待面临的艰危形势，筹谋应付叛军的对策。
他们考虑到，陈梦雷已经陷身罗网，轻易脱不了身，只好因势乘便，暂时留下来出面周旋，同时做一些了解内情、瓦解士心的工作，待讨耿清军一到，便做好内应，以应时变；而尚未出任伪职的李光地，则赶紧藏匿起来，并且尽快逃离福建，然后设法与朝廷取得联系，密报耿军实情，剖白两个落难臣子的耿耿忠心。
握别时，陈梦雷激动不已，当即向李光地誓约：他日如能幸见天日，那时我们当互以节操鉴证；倘若时命相左，未能得偿夙愿，后死者也当会通过文字来展示实情，使天下后世知道，大清国养士三十余年，在海滨万里之遥的八闽大地，还有一两个矢志守节的孤臣，死且不朽。李光地听了这番情辞恳切的内心剖白，颇有一番感慨，在点头称许之余，趁便向陈梦雷提出代为照料家中百口的要求，并嘱咐他安心在这里留守：“光复之日，汝之事全部包在我的身上。”
这样，李光地便放下心来，返回安溪，然后遁迹深山，筹措出逃之计。由于此间远离侯官六百余里，消息十分闭塞，为了更多地掌握耿军内情，了解其发展态势，他又几次派人专门到陈梦雷那里去打探虚实，进一步摸清底细，以便北上之后，向朝廷进献讨逆破敌之策。
过了不多日子，李光地就顺利出逃了。在陈梦雷的多方周旋下，叛军对李潜逃一事没有加以深究，其家口也赖以保证了安全。这壁厢的陈梦雷，身处叛军之中，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日夜翘首北望，企盼着挚友有信息传来；那壁厢的李光地，脱开虎口之后，则鸿飞冥冥，杳无踪影，再也没有只言片纸告慰别情。原来，他已经把由陈梦雷提供的耿军内情和行阵虚实全部整理成文字，用蜡丸封好，作为密疏上报给朝廷，并提出建议：南下清军应以急攻为主，不宜迁延岁月，以免日久生变。而密疏上却只署了自己的名字，丝毫没有提及陈梦雷曾经参与其事。康熙皇帝得报，如获至宝，真是“欲渡河而船来”，立刻将它遍示群臣，同时命令兵部抄寄前方，使将帅知之，采取相应的对策。康熙帝满口称李光地：“真忠臣也!”很快就加以厚赏重用，超授李光地为侍讲学士。
康熙十六年，清军收复福建，叛将耿精忠率众投降。这时，李光地又以平叛功臣和接收大员的姿态再次莅临福建，声威赫赫地出现在侯官衙署。在接见陈梦雷的时候，亲口告诉他：“你做了大量尽忠报国的事情，不是一样两样，吾当一一地向皇帝禀告。”并且题诗相赠，有“李陵不负汉，梁公亦反周”之句，扬他身在伪朝，不忘邦国，像投降匈奴的李陵、身仕北周的梁士彦那样，能够苦心孤诣，勤劳王室。一番经过刻意构思、措辞美妙的甘言旨语，说得满脑袋书呆子气的陈梦雷，像是泡在蜜糖罐里，身心舒坦地回到了家里，静候着回黄转绿、苦尽甘来的佳音。每天每日，他都可怜巴巴地向往着：朝廷如何重新启用他，给他以超格的奖掖；纵不能如此，退出一万步去，圣上也必能体察孤臣孽子在极端困苦处境中的忠贞不渝的苦心。
萁豆相煎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也是合该着陈梦雷倒霉晦气，“福建之乱”中偏偏有一个叫做陈防的人主动投靠了耿精忠的叛军，并被授为翰林院大学士，由于他们同姓，又同在叛军中供职，结果，京师中就把这个人误传为陈梦雷。为此，他受到了刑部的传讯。紧接着，收降的叛军里又有人举报陈梦雷曾经参与倡乱。这样，刑部便以“从逆”的罪名逮他入狱。陈梦雷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一遭儿——靖逆的功臣没有当上，反倒成了祸患不测的阶下囚，正是“有怀莫剖，负谤难明”。
当然，尽管他的深心里非常痛苦，但还抱有足够的希望：一是他认为康熙皇帝洞悉其中内情，最后总会公正、客观地对待他(他满以为李光地已经如实上报了)；二是身为朝廷命官、皇帝宠臣，又对事实真相一清二楚的李光地，更会不忘前情，践履旧约，鼎力加以营救。可是，他哪里知道，事实恰好相反，那个满口应承必定予以厚报的李大老爷，早把这个昔日的“知心朋友”、患难中的救命恩人丢在了九霄云外。对于面临灭顶之灾的陈梦雷，不但避之唯恐不远，未置片言只语以相救援，反而在其著述中，借着叙述当年在福建的那段遭遇，把陈梦雷写成甘心事敌还不算，并且企图陷害朋友于不义，要把他也拉下水，用以表白自己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么一“撇清儿”不打紧，可就把陈梦雷送上了绝路——进一步坐实了他的“从逆”罪证，使之成为一桩铁案，结果是以死刑论斩。而最后拍板敲定这个死刑案的，恰恰是康熙皇帝。
对于完全出于无奈，被迫就任伪职的陈梦雷——且不说在被拘中他还有立功表现——科以如此重刑，许多与此事毫无瓜葛的局外人，都觉得量刑过于酷峻，未免有失公允；尤其为李光地的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深致愤慨，因而明里暗里站在陈梦雷一边，帮助他说了一些好话。与李光地同为侍讲学士的徐乾学，出于怜才惜士之殷，劝说李光地应恪尽朋友情谊，勇于出面，上疏营救，不要坐视不顾。而李光地却以“恐怕无济于事”为辞加以推脱。在徐乾学一再催促之下，才勉强答应以他的名义上疏，但呈文要由徐乾学来代拟。与此同时，明珠太傅也上殿说情，奏请康熙皇帝从宽发落。最后总算免除了一死，把陈梦雷流放到盛京，给披甲的满洲主子为奴。李光地则在紫禁城里独享富贵，稳做高官，声望日隆；视陈梦雷如同陌路之人，未曾有过片纸通问，什么往日的深恩，当面的承诺，早已淡忘如遗。
对于陈梦雷来说，这场奇灾惨祸如果也还有什么裨益的话，那就是从中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人事的乖张，也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所谓“知心朋友”的真面目。他是一个心实性善的厚道人，虽说通今博古，满腹经纶，却未免过分迂阔，带有浓重的书生气。他真正识破李光地的心术与心迹，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长期的过程的。当他开始得知李光地并没有在蜡丸中如实披露事实真相时，虽然有些震惊，深感失望，但还觉得情有可原，李光地有其难言之隐，主要是为了回护自己，洗清干系，以免横生枝节；当时他绝没有料到，李光地竟会趁机倾陷，落井下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已。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心胆俱寒的事实亮了出来，才完全暴露出李某人的嘴脸，这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也痛恨到了极点，正所谓“不救之失小，而下石之恨深”。
他长时期沉浸在极度苦闷之中，有时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平素他是最尊崇孔圣人的，懂得“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道理；他也十分欣赏庄子，对于《南华经》中所倡导的心斋、坐忘的超人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生理念，从小就谙熟于心，而且经常说给别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临到了自己头上，却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那种火候。他曾经幻想过，哪一天喝上一杯“孟婆茶”，或者饱饮一顿“忘川水”，把过往的一切愤懑、忧烦、伤心、气恼，统统地丢到耳旁脖子后去；也曾想，学学那位华山道士陈抟老祖，连续睡上一百天，架构一场“梦里乾坤”，换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不要说沉沉地睡上一百天，就连一个晚上也未曾安眠过。那噩梦般的前尘往事，无日无夜不在纠缠着他，困扰着他，直弄得他“千辛百折，寝食不宁”。
经年的困顿已经习惯了，沉重的苦役也可以承担，包括他人的冷眼、漠视统统都不在话下，唯独“知心朋友”的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是万万难以忍受的。如果说，友谊是痛苦的舒缓剂，哀伤的消解散，沉重压力的疏泄口，灾难到来时的庇护所；那么，对友谊的背叛与出卖，则无异于灾难、重压、痛苦的集束弹、充气阀和加油泵，已经膨胀到极点了，憋闷使他片刻也难以忍受；如果不马上喷发出来，他觉得胸膛就会窒息，或者炸开。因而，在戴罪流放的次年秋天，他满怀着强烈的愤慨，抱病挥毫，写下了一纸饱含着血泪的《绝交书》。
拷问(之一)
《绝交书》全文四千余言，大体上包括四层内容：开头以少量文字交代的写作意图；接着叙述他和李光地面对叛军逼迫，筹谋对策的原委；三、四部分揭露李光地背信吞功、卖友求荣的事实真相，并对此予以痛切的谴责，进行灵魂的拷问，为全文的重心所在。下面，摘要引述《绝交书》中的部分内容：
自不孝(陈梦雷自称)定案之后，游历寒暑，年兄(指李光地)遂无一介，复通音问，其视不孝不啻握粟呼鸡，槛羊哺虎，既入坑阱，不独心意不属，抑且舞蹈渐形。盖从前牢笼排挤之大力深心，至是而高枕矣。
然奏请者有人，援引释放之例者有人。年兄此时身近纶扉，缩颈屏息，噤不出一语，遂使圣主高厚之恩，仅就免死减等之例，使不孝身沦厮养，迹远边庭。
老母见背，不能奔丧；老父倚闾，不能归养。而此时年兄晏然拥从呜驺，高谈阔步，未知对子弟何以为辞 见仆妾何以为容 坐立起卧，俯仰自念，果何以为心耶
夫忘德不酬，视危不救，鄙士类然，无足深责；乃若悔从前之妄，护已往之尤，忌共事之分功，肆下石以灭口，君子可逝不可陷，其谁能堪此也
向使与年兄非同年、同里、同官，议论不相投，性情不相信，未必决裂至此!
回思十载襟期，恍如下梦，人生不幸，宁有是哉
引文的大致意思是：
自从我罪案判定之后，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你老兄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寄过，再也不复过问，看来我在你的心目中是没有丝毫地位的，简直如同手里抓着一把米就可以随意吆喝的小鸡，如同圈里的随时准备饲虎的绵羊。既然我已经落入陷阱一般，系身牢狱，你不但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且，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果说，从前你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过去对我进行牢笼、排挤的大力深心，就完全放了下来，高枕无忧了。
案发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表示同情，给予关照，有的给皇帝上疏，奏请圣上法外施恩；有的援引已往的成例，要求将我无罪开释。那么，此时正飞黄腾达、身近内阁(明清时宰辅所在之处为“纶扉”)的你老兄又是怎么做的呢 你在一旁缩着脖子，屏住气息，噤若寒蝉，不发一语。致使圣上虽然施恩高厚，也仅仅依照罪行减等之例，免除了我的一死，结果造成我沦为卑贱的奴隶，流放到辽远的边庭。老母去世，我不能前往奔丧；年迈的父亲整天地倚门伫望，我也未能归养。而你老兄，此时却晏然处之，心安理得，出行时，骑卒传呼喝道，前呼后拥，坐下来，高谈阔论，意气扬扬。我不知道，对于了解情况的子弟们，你将用什么言辞来交代 见到仆从和妻妾们，怎么去雕琢粉饰 行走坐卧，辗转思量，如何才能安顿下这颗心来
那种知恩不报，见危不救的行为，如果发生在鄙陋不堪的俗人身上，固然不足加以深深的责备，而你身为堂堂的理学名臣、一代道德冠冕，竟然这样掩饰自己从前的过失，不仅独吞两人合作共事所获得的成果，而且心怀嫉恨，暗中落井下石，企图灭口销赃。士可杀不可辱，可以从容面对死亡，却绝不能忍受这种无端的倾陷。
我也曾想过，如果我们不是同年登第、同乡，又同在翰林院供职，如果相互间素无情谊，没有共同语言，性情也不投合，彼此不相信任，今天大概也不至于决裂到这种程度。你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痛心疾首了!回想我们十载交情，相互期许，于今恍如一场梦境，全部化作虚无。人生难道还有比这更不幸的吗
作者是清代的学问大家、文章巨匠，《绝交书》写得声泪交进，震撼心扉；即事论理，层层剖断，极富说服力、感染力；而且，在叙述策略上也十分考究：他考虑到此文必将流布天下，并能上达宸听，因此，充分利用“哀兵必胜”的心理，采取“绵里藏针”的手法，以争得广泛的同情，占据主动地位。当然，也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素来讲究“交绝不出恶声”的传统礼仪有关。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肯撕破脸皮，把朋友间的龃龉彻底张扬出去；即使公开决裂了，也还要讲究说话的方式方法。
晋代的嵇康写过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在文学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山涛，字巨源，原本“竹林七贤”之一，后来丧失操守，投靠司马昭当了选曹郎，他在调升散骑常侍以后，想举荐嵇康来充任这一职务。当时，司马氏篡魏自立之势已成，嵇康在政治上与之处于对立地位。山涛却要举以自代，拉着他一同下水，在嵇康看来，这是对他的人格的蔑视与污辱。于是，投书加以拒绝，并断然与之绝交。
而陈梦雷的这份《绝交书》，则着眼于剖白蜡丸密疏真相，彻底揭露李光地“面诺背违，下石飞矢”的伪君子面孔。这对于满口仁义道德、孝悌忠恕，以“理学名臣”彰闻于世的李光地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因此，一当《绝交书》面世，李光地便立刻授意子弟，组织人四处查收、销毁。然而，效果不佳，反倒欲盖弥彰，流传更为广远，直至“分赠诸师友，转相抄诵，而使万人叹赏”了。以不畏权势名重当时的黄叔威，有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他说：《绝交书》“前面多少含忍，后面则痛心已极，无复可奈。不知是泪是血，是笔是墨 其文气一往奔注，有怒浪翻空，疾雷破柱之势。”扬陈梦雷“慷慨激烈之气，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后死有人，当不令如此大节，遗落天壤也”。反过来，对于李光地则痛加鞭挞，竟至呼出：“噫!安得立请上方斩马剑，一取此辈头乎!”
拷问(之二)
看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会循着《绝交书》中质问的“何以为辞”、“何以为容”、“何以为心”的线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李光地如此丧心昧良，难道他就没有丝毫顾忌吗
“首先，他将如何面对陈梦雷这个过去的‘知心朋友’ ”
其实，对付的办法说来也很简单。当陈梦雷对面责问时，他只是“唯唯而已”。这样一来，你也就拿他没有办法。在“当红大佬”李光地的心目中，陈梦雷，一个永无翻身之望的戴罪流人，不知哪一天就将填尸沟壑，即使勉强得以苟延残喘，也是“有若无，实若虚”也，“不啻握粟呼鸡，槛羊哺虎”，是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完全否定他的存在，连正眼都无须一瞬的。
“那么，作为著名的理学家，孔圣人的后学嫡传，二程、朱熹的忠实信徒，他总该记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能什么也不怕吧 他总该记得曾子的训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他在清夜无眠之时，总该扪心自问：为人处世是否于理有亏，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吧 难道他就不怕良心责备吗 ”
“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施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诫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 你同这类人讲什么“天地良心”，纵不是与虎谋皮，也无异于夏虫语冰、对牛弹琴了。
“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可以不在乎陈梦雷，也可以不去管什么“天地良心”，难道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
那他也自有应对的办法——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 “青史凭谁定是非”
“私谊、公论全不在乎，身后是非也尽可抛开不管，对付这样的人也真是毫无办法。不过，能够直接决定他的命运的康熙皇帝怎么看他，那他还得认真考虑吧 康熙老佛爷可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
康熙皇帝精于世事，这不假，但他也要分别情况。对于这类“狗咬狗”的琐事，他老人家才不会作兴去管哩!在这个雄鸷、精明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眼里，汉族官员都是一些奴才胚子，一些只供驱使的有声玩具，是无所谓“义”，无所谓“德”的。恨不得他们一个个斗得像乌眼鸡似的才好哩!互相攻讦，彼此监控，那就更容易加以驾驭、钳制了。
本来，对于李光地的心术、品行，万岁爷也好，一般僚属也好，上上下下都看得十分清楚，“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全祖望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榕村(李光地号)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无可逃者”。可是，由于皇帝的百般回护，尽管告讦、揭发者不乏其人，他还是仕途顺畅，一路绿灯，后来以七十七岁高龄卒于任所。康熙帝深情悼惜，无限感伤地说：“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者也无有过于李光地者。”雍正帝对他也十分赏识，即位之前即曾亲笔赐赠“昌时柱石”的匾额，表彰李光地的劳绩；登基后，在日理万机的劬劳之余，还记怀着已经作古多年的李光地，特予追赠太子太傅，并恩准其入祀贤良祠。
原来，在这些封建帝王脑子里，社会伦理学是服从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你是否效忠于朕躬本身，是否效忠于大清王朝，你为捍卫“家天下”的帝统和巩固皇权做出过什么贡献，是否算得上一个够格的忠顺奴才。在这方面，应该承认，李光地是无可挑剔的。连陈梦雷都曾对康熙帝说过：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但“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对于李光地来说，只这一句话就够了，等于加上了千保险、万保险。这也就无怪乎康熙皇帝对这位“真忠臣也”，恩波浩荡，褒赏有加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陈梦雷的忠厚而憨直的书生本色。这样的“直巴头”来和八窍玲珑、鬼精鬼诈的李光地过招儿，自然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了”!你看人家李光地怎么说他：“自甘从逆”，“辜负皇恩”。专拣要害的地方叼，用语不多，却字字着硬。
不算结尾
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那么，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自在，那么轻松了。
教师叫老九的缘由如下：
相传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将人分为十等,排名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知识份子”列于第九，在优倡之下,比乞丐好一点。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戏称为“臭老九”，因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位列第九而得其名。
教师最最典型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臭老九"。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强暴更是达到顶峰，一些诸如“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等观点随之广为流传。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绝望的时代。
他不仅为中国战鹰装上了“中国心”，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奋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的中国人民装上了永恒的“中国心”！
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祖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以其毕生的信念和奋斗，将他一颗赤热的“中国心”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百年航空史册，镌刻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在建国6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出“向吴大观同志学习”的号召，《人民日报》发表纪实报告文学《永恒的“中国心”——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吴大观》，迅速及时、感人至深。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身为美国自动车工程师学会（SAE）会员的吴大观，拒绝了美国有关单位的高薪聘任，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他唯一的愿望是，把在美国学到的航空技术贡献给祖国。
这是多么高尚的命运抉择？吴大观凭着一颗“献身祖国航空事业，促进祖国繁荣昌盛”的赤子之心，从经济发达、生活无忧的国度毅然返回战乱纷纷、条件艰苦的祖国，走上新的航空救国之路。
学习吴大观的爱国主义精神，可为在国内外接受高等教育，学得一身本领的中国学子装上一台“报效祖国、矢志不渝”的发动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担任技术总负责的吴大观来到沈阳东郊一片出没着野兔的荒草地，着手新中国第一台喷气发动机的研制工作。当时，在100多人的研制机构里，唯有吴大观一人曾见过喷气式发动机。
这是多么艰难的创业之路？吴大观凭着“不研究出中国的发动机死不瞑目”的执着，硬是仅靠“6架U2飞机残骸、一部手摇计算机、一把烟袋杆长的计算尺”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A发动机，将歼教-1飞机送上蓝天。
学习吴大观的锐意进取精神，可为在祖国各条战线奋斗中遇到困难挫折的中国人装上一台“迎难而上、愈挫愈勇”的发动机。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革’中被以‘走资派’和‘特务’双重罪名关押批斗的吴大观，通过一位善良的老工人将技术书籍偷偷带进‘牛棚’，白天刷厕所，晚上看书，用手纸和旧报纸画着一张张图纸。
这是多么执著的学习态度？吴大观凭着“那些做坏事的人不代表***”和“为祖国航空发动机事业虽九死而不悔”的坚定信念，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为拨云见日时刻的到来，为继续祖国的航空事业，仍不放过一分一秒给自己充电的机会。
学习吴大观的乐观主义精神，可为虽条件艰苦、资金短缺、资料匮乏却仍为祖国发展事业不懈努力的工作人员装上一台“瞄准目标、百折不回”的发动机。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祖国建设蒸蒸日上，吴大观迸发出强大的激情和活力，以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研制大推力发动机，催生了中国‘太行’发动机的诞生。在与英国专家组织联合试车工作组进行150小时定型持久试车时，英方专家两班倒，吴大观一人顶两班，高烧39℃仍坚持工作，累晕在试车台上。
这是多么感人的工作热情？吴大观凭着“为中国制造的飞机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心脏’——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的夙愿，拼命缩短着“文革”十年我国与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拉开的距离。
学习吴大观的惜时如金精神，可为促进祖国繁荣昌盛，在各条战线上奋斗的中国人装上一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发动机。
进入二十一世纪，耄耋之年的吴大观学会了使用电脑，天天坐在电脑前，戴着眼镜，再拿着放大镜，搜寻下载着各种有关航空发动机资料，一摞一摞地装订好，送给工作在一线的晚辈们。
这是多么可贵的敬业品质？吴大观凭着“愿在自己有生之年，继续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尽心尽力，为实现今生航空报国夙愿，奉献一颗赤诚之心！”的决心，以惊人的毅力将中国航空工业的接力棒交到下一代航空人员的手中。
学习吴大观的甘为人梯精神，可为通过在各条战线奋斗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老一代工作者装上一台“代代传承、富国强民”的发动机。
在吴老的一生中，为了给并不富裕的祖国减轻负担，他主动要求降薪；为了不浪费国家的医疗费用，他重病拒绝治疗；为了促进祖国贫穷受灾地区的发展，他慷慨解囊捐款资助；为了对中国***的挚爱情结，他三十年如一日向组织多缴纳巨额党费；为了祖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虽被迫害误解、职微奖寡、远离鲜花掌声而终生不悔。
吴老用自己的所做、所为、所思、所想，用一个中国公民的赤子之心，一个***员的忠诚之心，一个老航空人的拳拳报国心，不仅给中国战鹰装上了“中国心”，更为奋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的全国人民装上了永恒的“中国心”！
阿城《棋王》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出生于北京 。
中学未读完，“文化大革命”开始，去山西农村插队，此时开始习画。为到草原写生，转往内蒙，而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在云南时，与著名画家范曾结识，两人超过“代沟”而成莫逆之交。
阿城于1984年开始创作。处女作《棋王》一发，便震惊文坛，先后获 1984年福建《中短篇小说选刊》评选优秀作品奖和第三届全国秀中篇小说奖。后有《孩子王》、《树王》等作品。
一、棋王
阿城是一个在创作中对中国文化有着自觉追求的作家。他在《文化制约着人类》一文中指出：“文化是一个绝大的命题，文学不认真对待这个高于自己的命题是不会有出息的。”“没有一个强大的、独特的文化限制，大约是不好达到文学先进水平这种自由的，同样也是同世界对不起话的。”他还说：“若使中国小说能与世界文化对话，非要浸出丰厚的中国文化。”阿城不但在理论上强调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更注意文化本源的追寻与思考，他的作品洋溢着浓重的中国文化氛围。小说《棋王》就是“文化寻根”的代表作。
在《棋王》中，阿城主要通过对“棋呆子”王一生在“文革”时期的人生经历的叙述，展现了王一生的人生见解和精神特质。作为城市平民的后代，王一生从小就体会到社会的艰辛和人生的困苦。他以彻底的逆来顺受和无欲无求来适应艰苦而无望的生活，并达到了一种超乎世俗的个体精神的审美的境界。吃食、棋艺和交游自然，构成了他内在生命与精神的充分的自足与自在。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没有对未来生活的任何奢望，唯一能够使他获得乐趣、忘却尘世烦恼的，只有下棋。“何以解忧，唯有象棋”。
下棋——精神的饥饿
王一生出生在贫寒之家，而且父母都没有文化，尽管王一生脑筋好，老师都喜欢，可贫穷夺去了他的一切娱乐，学校春游、看**他都不去，为的是给家里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文化大革命文化本身的凋敝还不如“呆在棋里舒服”。
醉心于一种技艺而至于迷、而至于呆，除了可敬的一面，更多的是叫人可怜。
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能够学什么本事呢？
幸运的是偶然的机遇——“车轮大战”——一举成名。
吃——肉体的饥饿
王一生家里非常穷，虽然嗜棋如命，却连一副棋都买不起，他的母亲用捡来的废牙刷柄磨了一副无字棋算是给他的一份遗产。别的青年视下放插队为畏途，他却以每月能得到42斤粮票、20几元钱为极大满足。这样的家庭背景必然使他对饥饿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他自己吃饭时连一粒米一片油花都不漏掉的。这又何止王一生一人！
二、棋王的深层结构
《棋王》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目击者，由于目击者处于故事的边缘，它的角度是充当主要人物和事件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因此从表层结构来看他并不是处于事件中心的主人公，而只是王一生的亲密朋友。
“我”最初认识王一生时对他的了解甚为有限，并对他的怪异产生了困惑，这种叙述视角使读者随着“我”对棋王的进一步描述而进入到故事文本中的探寻，于是随着文本的深入我们会发现：作者运用目击者“我”与棋王不同之处的逐渐消弥和价值取向的趋同，展现出来的却是“我”从“迷”（寻道）到“悟”（悟道）这一过程的深层结构与意义，使在表层结构中处于故事边缘的“目击者”成为深层结构中真正的主角。
开篇是阿城苦心经营的神来之笔，火车快要离站，整车的知青都在与亲友哭泣告别，只有“我”和王一生独坐在车厢里，表面的相同却正好显示出态度的不同，“我”是因为走资派的父母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无人相送，于是叙述中的反讽基调暗示了“我”对时局的强烈憎恨和否定，并在人生困境之中开始消极而迷惘地寻找人生的意义：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在这个特定的氛围中，王一生却没有挥泪告别，因为他对插队有着独特的认识。他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而且还在纷乱之中邀请“我”与之下棋，因此在“我”的眼中，王一生一开始就展现了他的与众不同，并以他对吃的独特见解和高超的棋艺引起“我”的同情、理解直至喜欢，但这只是“我”寻道的开始，此时并未真正地了解王一生，因此始终是用调侃和揶揄的反语来表现“我”对他的不认同。
如在火车上听到的王一生这个棋呆子不解人事、有违时尚的呆人呆事；王一生所讲的老掉牙的“节约粮食”的故事；以及对“我”如何混吃的细节打探等等，尤其是对王一生在火车上“惨无人道”的吃相进行的细微地描写：
……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
此后故事的进展仍以“我”同王一生之间的联系而展开。分手几个月后的一天，王一生来访，当“我”和王一生谈起现状时，“我”同意王一生“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的看法，可又心有不甘，“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在这儿，“我”明白地告诉读者：“我”一直在思考探索“活着”的问题。这个问题，“我”独自思索，没有结果，而当王一生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总是以他精神上的通达和更有境界的处世之道给“我”以极大的启发。例如当倪斌出场时，“我”的叙述就传神地写出他
的种种可笑之处：在知青场那种“广阔天地”里还保持着极不和谐的文雅举止，在吃蛇肉时还大谈其父的名士风度，这种叙述的口吻暗示着“我”（或者说“我们”）对倪斌的嘲笑，当倪斌把自己珍藏的食品“贡献”出来让王一生和众知青们共享后，大家还想去翻点出来，王一生却说：“不要闹，人家的是人家的，从来农场存到现在，说明人家会过日子……。”显示出“我”（我们）与王一生境界的不同，而后，为了让王一生参加地区象棋比赛，倪斌不惜用祖传的古董打通“关节”的行动的确证明了王一生当初对他的评价：“倪斌是个好人。”
在农场中，王一生曾向“我”谈起他轻易不向外人道的、令人心酸的母亲和家庭。王一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整个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从小体会到生活艰辛的王一生直觉地认识到“生命”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能维持和延续，他牢记母亲的话：“你在棋上怎么出息，到底不是饭碗。”因此对于“吃”格外的虔诚和精细，王一生所说“一天不吃、棋路就乱”的话语，朴素地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但“生不可太胜”，正如那位运棋如神的老者，他以拣垃圾为生，“为棋不为生”的祖训使之在最低下的社会地位上保持着最自由的心灵，王一生对棋道的顿悟正是师法于这位以拣破烂为生的老者，并从他身上得到启示，决意摒弃物质生活的困扰，自觉地从下棋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宿。
如果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谓“雅”的一面，而衣食物质需求则更多被视为“俗”，王一生则在意识和行动上自觉地完成了“雅”与“俗的自然统一。因此，当他下乡插队不愁一日三餐时，便请假外出满山遍野去会天下“异人”。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力图阐释的，并非人与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凡而实在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正是“我”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年代所力图找寻的精神支柱。此后，随着对王一生的了解，“我”的叙述语气已经完全由原来的调侃变成了
庄重与温和，并开始理解了王一生对“吃”的态度和观点，而后“我”和知青们筹划安排的一盘蛇肉会餐则是对王一生在火车上“惨无人道”的吃相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肯定和模仿，其中对细节的操作和全心的投入直至把蛇骨吃得“一个渣都不剩”，无疑是“我”对于“吃”的重要性的首肯与实践。特别是王一生走时“我”对他可称是“情深意长”的叮嘱等等，在这一系列情节中，作家无意中传达了“我”与王一生不同寻常的亲密，“我”在火车上对他所表现出来的不太认同已是烟消云散，好像两人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默契与缘份，正是这种精神上的内在投合使王一生的故事发展成为“我”悟道的旅程。
小说的结尾，在王一生的象棋大战中“我”始终是最关注他的人，而他的“瘦小黑魂”形象在定格的瞬间也终于使我找到了寻觅已久的人生意义：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因此当王一生的故事结束时，小说并未因此而结束，作家节外生枝地在最后一段中又写道：
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倦意渐渐上来，就拥了幕布，沉沉睡去。
小说中的“我”顿悟人生哲理的同时，读者也随之能够体会到《棋王》在讲述棋呆子王一生的故事这一表层结构下隐含着一个深层结构：“我”面对惨痛的人生经历和恶劣的外部环境对“活着”这一问题的不懈追索，并由于受王一生的影响和启示最终找到答案的全过程，小说最后我“拥了幕布，沉沉睡去”，这是“理得”后的“心安”。
综观小说全文，以“我”的出现开始，又以我的睡去作结，它告诉我们：小说中除了王一生的故事，还有一个“我”的故事，正如阿城自己所说：“《棋王》里其实是两个世界，王一生是一个客观世界……另外一个就是我，‘我’就是一个主观世界，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客观世界跟主观世界的参照……”。“……王一生和叙事
者是两个元，最后这个主观叙事者‘我’，他是悟到了。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状态了……”。这种“我”的主观世界正是文本的深层结构，而在表层结构中处于故事边缘的“我”正是深层结构中真正的主角，并随着主人公故事的进展而追寻找到生命的意义，这种小说中潜在主角、深层结构的存在并未颠覆显在主角与表层结构，而是丰富了作品的内涵，增加了作品魅力，使《棋王》具有更为深远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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