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周总理曾经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和蒋介石共事多年，在西安事变中是周恩来从中斡旋保了蒋介石的命，虽说当时是为了全国抗日统一大局而做考虑，蒋介石在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十分感激，因此也下令戴笠不能动周恩来。
另外就是叶剑英先生，叶剑英是黄埔军校的创始人之一，在黄埔军校担任副主任，主要教授学员的兵器课程，在黄埔师生中有很高的威望，在北伐战争中也屡立战功。
属于行政部内政部，简单地说他们的工作重心，就是监控国民党所有机关内部的情况，并且打击一切国民党之外的党派，还有控制社会舆论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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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6年，蒋介石的权力的稳固之后，他对侍从室进行了改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
后来被扩编到了3个处，可以说是在逐步成为一个掌管军机、党政、人事大权的中枢权力机构，当时的地位已经是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了。
周恩来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1917年留学日本。
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转入中国***（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1925年2月、10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1936年12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1945年8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1946年11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8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8年9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1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
1960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
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1961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
1972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7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夫人邓颖超。
周恩来 和 张治中 ，一个是***的中坚人物，一个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们虽然曾分属不同阵营，但他们早在1924年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谱写了一段传世佳话。
1924年，周恩来自法国留学归国不久，便被推荐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他以突出的才华和惊人的效率，建立起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规章制度，并特别加强了学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和新成立的军校教导团的政治工作，很快使政治部的工作走上正轨，学员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此时张治中任黄埔军校的教育长，他和周恩来一见如故，他们对军校工作、国内外大事和中国的前途命运，看法都很一致，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张治中晚年曾回忆说：
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黄埔军校结婚， 由于经济拮据和事务繁忙，他们准备简办婚事。但张治中知道以后却说： “结婚乃人生大事，也不能太简单。”
于是张治中自己出钱操办了两桌酒席，并请了军校的几位知己来参加婚宴，在婚宴上，他把周恩来灌了个大醉，最后只好让警卫把周恩来给抬了回去。 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时，都对张治中充满感激。
当时黄埔军校里的学生分为两派 ：一是中共支持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是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 张治中一方面为蒋所重用，另一方面又与中共关系密切，所以成为两派的争夺对象。
但张治中认为革命才刚刚开始，两派应该团结，他并不想选择哪一派，但他更倾向于中共这一边， 他晚年曾回忆说：
但张治中日益左倾的激烈言行，不仅被国民党右派指斥为 “赤色分子”、“红色教官” ，而且就连蒋介石也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员”，这让他感到非常苦恼。 他在再三思考下，决定向周恩来提出，自己也要加入***。
周恩来得知以后，感到非常高兴，但他自己也做不了主，于是他说： “我赞赏你的态度，也愿意吸收你为本党党员。但我要向组织上汇报你的情况，再答复你。”
但几天以后，周恩来遗憾地对张治中说： “文白（张治中字文白），我个人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职位较高，目标较大，两党曾有约定，中共不得吸收国民党高级干部入党，所以我们暂时不能同意你的请求。”
张治中只好说： “中共的意见有道理、有远见，我就继续干国民党吧。”
周恩来在晚年和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 谈到这件事时，曾感慨地说： “你父亲如那时参加了中国***，现在要么是我们的元帅，要么是革命烈士了。”
1926年6月上旬，蒋介石准备北伐，被授权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张治中对他说： “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好由周恩来充任，以便两党合作如初……”
不料蒋介石直接打断他说： “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嘛，我已定下由 邓演达 担任，周恩来可否出任 财经 委主任？”
张治中据理力争： “邓演达可以带兵，周恩来做政治宣传工作很有才华，任政治部主任最合适。”
但蒋介石仍不同意，张治中只好作罢。此后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周恩来和张治中也就各为其主了。
张治中虽然同情***，但他毕竟是个军人，有着很强的忠诚意识，他在以后尽力辅佐蒋介石，蒋介石也对他委以重任，先后委任他为 湖南省主席、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 ，直至蒋介石的 侍从室主任 。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主张国共和谈，毛泽东欣然同意。 为了安排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相关事宜，周恩来提前来到重庆安排，张治中不仅亲自去延安接毛泽东来重庆，他还让出住所，并在安排警卫时也是煞费苦心，确保了毛泽东的绝对安全。
蒋介石深知张治中是可以被周恩来所乐意会见、接谈之人，于是委任他为国民党和谈的首席代表。 周恩来和张治中在谈判时，为了各自党派的利益，争得十分激烈，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他们终于达成了著名的《双十协定》。
谈判还未结束时，周恩来因为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准备让他提前回延安。他对张治中说： “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有点不放心呀！”
张治中回答说： “我既然负责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
10月10日，双方正式签字后，张治中果然亲自陪同毛泽东一行安全抵达了延安。后来 叶挺 的飞机失事的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明智的，毛泽东也非常欣赏张治中，对他说：“你是真心要和平的。”
1946年3月，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周恩来专门嘱托他： “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情况不详，释放政治犯是毛主席到重庆时提出并写进‘双十协定’的，你到新疆后，务必请设法将他们放出来。”
张治中到新疆以后，费了很多周折，才让蒋介石勉强同意放人，他还专门派人一路护送，并给要路过的各省主席都打了招呼，终于使这130人在7月9日安全到达了延安。 7月中旬，蒋介石撕毁了一切协定，挑起了全面内战，要不是张治中及时落实这件事，这批中共人员必然会遭到敌人的毒手。
1949年1月，面对淮海战役将败的现实和内外交困的局面，蒋介石被迫下野， 李宗仁 任代总统，他再次任命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去北平和中共谈判。
4月1日，张治中一行人到达北平，他再次和周恩来成为了谈判桌上的对手。周恩来质问他： “你为什么离开南京后，到奉化的溪口去见蒋介石？你这种做法，完全是为加强蒋介石地位，起了混淆视听、破坏和谈作用，同时也充分证明了蒋介石的所谓下野是假的，他还在幕后操纵控制。”
这让张治中无话可说，他只好说： “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案，想听中共的。但肯定是以毛先生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
经过10多天的会谈，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写出一份 《国内和平协定》 草稿，南京代表团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其中大部分被接受了。协议主要有8条：
于是在1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宣布协议的草稿，希望南京方面20日前同意签字，否则中共即大举过江。
谈判失败后，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代表团的去留成为了问题，代表们经过了激烈的讨论后，大部分人都决定留在北平，投入人民的怀抱。最终张治中决定： “同志们的行动完全可以自由决定，但我是首席代表，不能不回去复命。”
周恩来知道以后，马上来挽留他： “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特务都不会放过你们。”
但张治中依然犹豫不决，由于多年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赏识和重用，他总是念念不忘知遇之恩。周恩来说： “你这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为一个人着想，而不为全国人，为革命着想？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
但张治中仍给南京发电报，要求他们在4月23日派飞机来接自己，4月24日回南京。
4月24日上午，周恩来来到了张治中下榻的北平六国饭店，对他说： “文白先生，我们去机场接一个客人。”
张治中很不解： “什么客人，我可认识？”
周恩来笑着说： “不仅认识，而且是你最熟悉的人。” 张治中摇摇头，大惑不解地跟着周恩来上了车。
飞机降落以后，舱门打开了。 舷梯上出现了张治中的夫人 洪希厚 ，弟媳 郑淑华 ，以及 孩子们和保姆 ，这让张治中既高兴，又吃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原来周恩来知道谈判失败后，蒋介石可能迁怒于张治中，国民党特务就极有可能对他的家属阴谋暗算，或强行迁往台湾，于是他马上命令南京地下党，一定要千方百计把张治中的家属安全送到解放区，这才有了他们的相见。
张治中之前之所以犹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担心家属的安全。此时周恩来认真对他说： “现在文白先生的家人安全了，我们也放心了。至于您是走是留，我们不会强求的。您如果选择离开，我马上给你们全家安排飞机。”
张治中下定决心说： “不要说了，恩来先生，我决定留下来了！”
周恩来十分高兴，他让有关部门给张治中一家安排住处，还特别强调，要多看几个地方，一定要使他们一家满意。最后，张家最后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以前是北洋军阀孙连仲的公馆，那里不仅房间多，而且非常宽敞。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尽管工作很忙，但仍会经常到张治中家里看望他。有一次，张一纯对周恩来说： “周叔叔，我对上学不感兴趣，我想当个工人，请周叔叔给帮个忙。”
周恩来高兴地说： “好啊，想当个工人完全可以办到，你想干什么呢？”
张一纯说： “我对物理感兴趣，我乐意当一名电业工人。”
于是后来周恩来对分管电业的陈云 说： “文白的儿子想搞电力技术，就让他去吧。” 陈云也表示同意，不久以后，中央的一所电力学校就向张一纯下达了入学通知。
张治中患有神经性腿痛顽疾，上了年纪后时时发作，非常痛苦。周恩来每次出国，都会给他带回一些有效的药物，让邓颖超送过去。周恩来在得知张治中一家的生活很拮据后，又马上批示有关部门拿出6000块钱，资助他一家人的生活。
“文革”爆发后，张治中也受到了冲击，周恩来对他采取了很多保护措施，他专门说： “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他曾经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正是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张治中没有受到过多的迫害。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病逝，享年79岁。 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周恩来却说一定要搞个仪式，他还说： “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4月9日，周恩来亲临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张治中的遗体告别仪式，深切悼念这位光明磊落肝胆相照的真挚朋友。
1975年11月，周恩来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但他在病床上仍然惦记着张治中一家人的生活，他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稿费和平时省下来的工资共计5万余元，送到张治中家里，足见他和张治中之间的深厚情谊。
周恩来和张治中这对挚友，诠释了真挚友谊的内涵，为后人留下了一段佳话！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
1921年加入中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极广泛的悼念。由于他一贯勤奋工作，严于律己，关心群众，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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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同志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
他协助毛泽东同志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
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同志等一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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