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世界各国经济金融关系日益紧密。这场金融危机不仅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冲击，也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受到影响，这种影响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单一，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弱。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尤其要关注和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造成的损害。
第一，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应尽的责任和义务，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克服困难。特别是在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该注意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避免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困境。国际金融组织应该通过放宽贷款条件等措施，建立更加便利化的机制，对遭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及时救助。应该支持新兴市场国家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的努力。
第二，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发展方面面临严峻挑战，金融危机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如何既克服金融危机、又兼顾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这是全世界的共同责任。发达国家应该继续履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承诺，推进国际减贫进程。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更应该减免其债务，对其出口产品减免关税，扩大技术转让，同时尽最大力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第三，切实保持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采取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防范金融危机能力，同时要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保持经济平稳发展。
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增加人均收入，减少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健康和教育状况，扩大人民选择机会，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从 1960年代初以来的30年里，东亚地区各经济真实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4%-6%，是拉丁美洲和南亚的三倍左右，比次撒哈拉非洲快五倍。同时，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减少了一半，从7.2亿人减少到3.5亿人，预期寿命从1961年的56岁增加到1990年的71岁，东亚地区的几个经济已经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东亚经济在上述指标上所取得的成就，使东亚经济在近10来年成为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努力效法的发展典范。
然而，在1997年泰国突然爆发一场货币危机并发展成一个金融和经济危机，而且，很快波及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连一向被称为是发展奇迹的亚洲四小龙也逃脱不了这场厄运。危机中，大多数东亚经济的货币和资产价值跌落了30%-40%，遭受打击最为严重的几个经济下跌得更为厉害。东亚地区的银行和企业陷入空前的财务困境。泰国、印尼和韩国不得不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到1998年，所有受到影响的经济，包括金融和企业素质相对良好的新加坡和香港，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东亚金融危机来的突然，去的也迅速。到1999年发生危机的经济，出口和GDP都已恢复正的增长，除政治上动荡不安的印尼外，一般用来作为投资者信心指标的股票市场指数也已恢复、甚至超过危机前的水平，似乎东亚经济又已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然而，东亚经济增长的恢复是否可持续？类似的危机是否会再度爆发？我们应该从这场危机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无定论。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这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场危机所以能够从一个经济爆发并迅速传染到其他经济必然有其共同的外因。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是主要的原因。这几十年来由于信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大大减少了交通、通讯的成本，全球经济更为一体化。
1985年到1994年间世界总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年均只有 3.2%，但是国际贸易增长率则为其两倍，达到年均6.7%的水平。东亚经济以外向型著称，是国际贸易快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在这段期间，国际金融的一体化比真实经济的一体化更快，国际资本流动更为活跃，跨国的银行贷款年均增长率为12%，外国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为14.3%。在这段期间，东亚私人资本净流入1990年总计仅为191亿美元，1996年就增长到1104亿美元，增加了6倍，东亚经济
也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然而，国际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
(1)资金的流动容易受到市场预期和信心的变化而出现急剧的逆转。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泰、韩、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五国，1996年私人资本净流入为729亿美元，1997年净流出为110亿美元，相差达839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资金流入、流出的逆转为中小规模的东亚经济所难于承受。
(2)信息技术的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全球一体化使得国际资本的参与者能够以"即时"的速度，十分迅捷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笔资金的跨国界流动，为国际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提供了条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而东亚各国在金融自由化的国际大趋势下，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国际投机资金操作的危险性既缺乏警惕也缺乏监管的经验。
(3)大的国际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以20倍、30倍的高杠杆运作，其可动员的资金远大于中小金融市场所可承受的规模，使中小金融市场的些微缺陷，即可受到少数几家国际风险投资基金或投资银行的狙击而酿成大祸。国际上尚无制止和惩罚国际金融投机家联合炒作的法律。
国际金融一体化和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的影响对任何东亚经济都是一样的。然而，东亚各经济受到这场危机冲击的严重程度明显不同。泰国、印尼和韩国是遭受打击最重的国家，不仅汇率急剧贬值，GDP大幅下降，而且，还出现支付危机，而不得不接受IMF等国际机构条件严苛的救援。马来西亚在危机期间也经历了剧烈的货币贬值、银行危机和经济萧条，但是它并没有被迫寻求国际援助来满足短期支付的需要。新加坡货币贬值，但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为 1.5%，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仅仅轻微下挫，为-0.5%。香港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8年为-5.1%，但货币虽遭受了几次投机资本的联手狙击，仍然维持住联系汇率。我国的台湾省1997年经历了一次15%的温和的货币贬值，但是它的真实国内生产总值在危机期间一直保持正的增长，1998年达到4.8%。大陆则在危机期间不仅没有贬值货币，而且，还保持了7.8%的增长速度，对东亚经济的复苏作出了为世人所称赞的贡献。
根据国内外的研究发现，东亚经济受到这场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和下述现象密切相关：
(1)贸易条件恶化和经常帐户出现赤字的程度。从1995年第二季度开始，受到影响最大的东亚五国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跌，到1996年，印尼经常帐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左右，韩国为5%左右，马来西亚为6%左右，泰国为9%左右。而受到危机影响相对轻微的经济，如新加坡、台湾和中国大陆，经常帐户支付余额都比较充足。
(2)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本市场的依赖程度。遭受严重打击的经济，其增长更多地依赖外债来支持，而那些所受打击相对轻微的经济外债较少。
(3)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需要寻求国际援助的三个国家，不仅外债多，而且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率高，199年时泰、韩、印尼分别高达100%，203%，和176%，而其他经济则在50%以下。
(4)受到影响大的经济对金融部门的监管不适当，裙带资本主义盛行。
(5)受影响大的经济，其企业的自有资金少，发展依靠高水平杠杆融资来维持，1996年泰、韩、印尼企业的债权对股权之比分别为185%，325%，和183%，其他经济一般在100%以下。
(6)受影响较大的经济其房地产和股市的泡沫也较大。
然而，仔细研究，上述现象其实和经济危机本身一样都是"果"而非危机产生的"因"。危机前东亚经济上述不同的表现其实是它们不同的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遭受危机严重打击的国家像韩国、印尼等，一般都追求赶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以此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而这种产业
不符合它们自身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没有自生能力。为了发展这些产业，政府除了提供税收减免之类的优惠外，还经常利用行政权力压低银行利率，并干预银行资金的分配。能得到这些便宜资金的一般是和政府关系较好的企业，于是裙带资本主义的出现也就不可避免。由于这种产业不符合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在政府的扶持下虽然能够把它们建立起来，但和发达国家的同类企业的竞争力差，因此，外贸容易有赤字。而且，企业在竞争性的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获利能力低，企业生产的扩大和升级只能更多地靠借贷，企业杠杆融资的水平必然高。开始时这些企业主要向国内银行借款，国内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越来就越依赖国外的借款来支撑。外国直接投资一般都倾向于利用当地的市场和比较优势，因此，要优先发展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一般只能使用借款，特别是自由度比较大的国际短期资本，导致了短期外债对外汇储备的比例高。为了吸引外资的流入，不得不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放宽金融监管，大量外国短期资本于是流入房地产和证券市场，形成金融泡沫。
相反，受影响较小的台湾和香港它们的外债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高，外汇储备很大，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相当低，关键就在它们的产业发展更好地遵循了它们的比较优势。因此，外贸竞争力强，贸易盈余更多，有更多的外汇储备。它们的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也更有盈利能力。当它们的企业进行规模扩张和技术升级的时候，它们的项目融资能够更多地依赖自身的利润积累，更少地依赖外部资金来源。因此，它们的企业杠杆融资水平很低，整个经济的外债负担少，不需要大量依赖外债，可以从容地进行金融监管。新加坡的发展则更多地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外国投资者也是按新加坡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因此，外贸盈余多，外汇储备丰富，短期外债少，国际投机资本不易找到冲击的突破口。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最有活力的民营和合资企 t大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贸竞争力强，因此，大陆的外汇储备多，短期外债少，而且，大陆的资本帐户还没开放，货币不可自由兑换，国际金融投机家无法对人民币进行狙击。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趋利避害的一个关键是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经济。在东亚的这场危机中明显地表现出来，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国家和地区各项经济指标都好，国际投机资本难于找到可以狙击的机会，被波及时受到的不利影响也较小；反之，不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各项经济指标都差，经济的体质弱，容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的狙击。目前东亚经济恢复的势头能否持续，类似的危机在未来是否还会再发生，很大的程度决定于背离比较优势发展的那几个经济，是否能将其发展的战略转变过来并做出相应的政府职能和宏观政策的改革。另外，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大量资金可以迅速跨国流动，风险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可以高杠杆运作，这些条件给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炒作提供了机会。当发生金融大鳄的狙击时，任何一个中小经济都很难承受得了这种冲击。因此，有必要建立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减低国际金融市场内生不稳定性对中小规模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
国际金融风暴的袭击，让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愈加明显。在这样的市场情况下，各国个政府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范肆虐的“金融风暴”。
加拿大央行21日晚决定，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2.25%，这是自2004年10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下调幅度低于经济学家此前预期。加拿大央行表示很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货币政策激励措施”。同时为应对金融危机，本月8日加拿大央行曾与全球多国央行采取联合行动，将基准利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
法国总统萨科齐21日建议，欧盟成员国应考虑成立各自的主权基金，在当前银行股大幅缩水的情况下及时入股银行，以避免它们落入外人之手。
俄罗斯总理普京20日宣布了俄方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补充计划。这一补充计划包括从今年联邦预算中划拨2000亿卢布(1美元约合26卢布)注入国有储蓄保险公司，以确保本国银行稳定运行；将原定于明年从预算收入中划拨的1750亿卢布资金提前至今年划拨，以支持本国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
对此，世界能源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何世红认为，从全球来看，除推行相应救市措施外，加强合作和金融防范监管才是一个共赢互利的最佳解决对策。
据悉，2008年11月3日～5日，由中国金融网、中国金融研究院等机构联手发起的“世界金融论坛”将于在北京隆重举行。本次论坛将就“全球金融安全”等目前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与对话。届时，全球精英将共同为如何降低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危害献计献言。
今年以来部分对华贸易措施
■1月14日，印度商工部决定对中国输印亚硝酸钠进行反补贴调查。
1月16日印度财政部决定对中国输印纯碱发起特殊保障措施调查。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1月23日，印度宣布禁止从中国进口玩具，为期6个月。
■1月31日，欧盟对我出口紧固件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5年内征收平均高达80％的反倾销税。
■2月7日，欧委会公告对中国输欧盘条反倾销案做出初裁，并征收临时反倾销税，除华菱集团税率8.6%以外，其他企业统一税率为24.6％。
■2月16日，加边境服务署就铝挤压材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做出终裁决定，存在倾销及补贴。
3月17日前终裁。
■2月1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对中国输美床用内置弹簧组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164.75%至234.51%不等。
在亚洲，印度 《经济时报》1月26日报道说，印度政府此前施行的对中国进口玩具为期六个月的禁令，有可能延长为永久性禁令。禁令出台后，一家印度玩具公司Hanung Toys股价飙升20％。分析师认为，印度对本国制造的玩偶、填充动物玩具、智力游戏以及其他玩具的需求可能会大增30％。
在南美，巴西政府1月27日宣布，将对包括玩具、鞋子、成衣和照相机在内的24种进口产品实行许可证制度，部分中国出口产品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在欧洲，也出现了“裁员裁外国人”的说法：
在西班牙，房地产业泡沫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破灭，当地政府急于遣返外籍建筑工人。
在瑞典，政府出台计划救援绅宝和沃尔沃汽车厂及其供应商，尽管这两个汽车品牌已经分别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收购。瑞典政府的救援计划规定，这笔总计35亿美元的贷款和信贷担保只能用于瑞典产品。
在德国，经济和技术部长米夏埃尔·格洛斯说，希望已经接受政府180亿欧元（约合230亿美元）现金援助的德国商业银行能够支持德国企业，优先考虑它们的贷款需要。
在英国，林赛炼油公司的工人在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等8个地点自发罢工，抗议公司与意大利企业签订2．8亿美元的建筑合同，后者计划雇用外籍工人。一名英国工人游行时张开标语，上面写着“英国工作给英国工人”。
我国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
第一，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同时又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自中国***诞生以来，我们党***民群众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现在，我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指导，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创造的强大的物质基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一定能够抓住前所未有的机遇、应对世所罕见的挑战。与此同时，我们现在还面临“四大安全问题”：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在未来3至5年乃至10年左右，应对这“四个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如果我们及时抓住了机遇，正确应对了挑战，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第二，要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工作。理论十分重要。在“四个安全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亦即理论安全。坚持正确的理论导向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经济、社会和周边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与保证。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我国理论界这些年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时也要正视近年来出现的各种杂音、噪音。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第三，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体现和实质标志，就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合法致富，并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消灭贫穷，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能始终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以及应对国际国内的风险提供根本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证。
第四，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加强对宏观性、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问题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演进，国际问题与国内问题日益紧密地交错交织，新情况与新问题将不断显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不断采取新的形式与新的举措来转嫁危机。因此，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抛弃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果断地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并要准备采取许多与过去不同的国际合作方式与竞争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始终掌握主动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立于不败之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生存发展的举措
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美国要摆脱自己的危机并生存、发展，首要的是运用自己的“软实力”和“巧实力”对发展中国家展开“进攻”，同时也决不会放弃其“硬实力”。
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帝国主义不仅依靠战争直接掠夺财富，在特定条件下，它还会通过战争摆脱其无法转嫁的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经济危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由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从1929年10月下旬开始，西方发达国家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持续5年之久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受2600多亿美元的损失。这次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大批企业破产，国际贸易急剧萎缩，成千上万工人失业。美国采用“罗斯福新政”，清理、整顿银行，防止挤兑风潮；停止金币流通，防止黄金大量外流，并宣布美元大幅贬值；兴建“公共工程”，调节劳资关系；对7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控制，“消灭”农产品过剩。除此以外，还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会政策等。“罗斯福新政”先后共支出了约350亿美元的巨额款项，这使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每年都新增数十亿美元。在“新政”中得到好处的是大垄断资本，国内贫富差距却进一步扩大。到1936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才勉强恢复到1928年的水平。
1937年，美国、英国、法国又陷入经济危机之中。“罗斯福新政”并未消除美国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提供了绝佳的发展机遇。
1941年至1945年，美国军工生产平均占工业总产值的6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除两面大做军火生意直接赚钱外，还凭借“租借法案”，扩大军火销路，为其过剩的农产品打开市场。美国的出口在战时非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近两倍；在战争高潮的1943年至1944年，其工业生产比战前增长了两倍以上。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已有一半以上被美国掌握，当时的美国还控制了国际贸易的三分之一，并把世界黄金储备的四分之三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库之中。
中国政府除了拿出4万亿RBM用于救市之外
银行将进行数次降息，同时对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提供贷款，和减税政策
为大型企业提供融资渠道
还有采取多种渠道稳定物价水平，
收购东北100万吨粮食稳定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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