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张自忠 1891.8.11～1940. 5.16 抗日殉国将领。字荩忱。山东临清人。
1914年投北洋陆军第20师当兵。
1916年入冯玉祥部，从排长递升至旅长 。
1926年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副官长 。
1927年任第28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翌年先后任第25师师长、开封警备司令和第2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治军严明，长于带兵练兵。
1929年升第11军副军长兼第22师师长，年底部队缩编任第6师师长。
1930年参加蒋冯阎战争。次年所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29军第38师,任师长。
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前线重创日军。
1935年6月任张家口警备司令。
11月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36年6月调任天津市市长。
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时，受第29军军长宋哲元委任,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北平市市长。平、津陷落后，于9月3日潜离北平(今北京)。
11月被任命为第59军军长。
1938年率部参加徐州会战,2月增援淮北，攻克小蚌埠、曹老集等地，将日军逐回淮南。
3月驰援山东临沂，协同友军歼日军一部，迫敌退回莒县。
4月任第27军团军团长兼第59军军长。
9月参加武汉保卫战，在河南潢川地区阻击日军12天。
10月任第33集团军总司令，转战豫南鄂北。在1939年随枣会战及冬季攻势中指挥右集团军，曾先后两次亲率精锐部队，东渡襄河(汉水)截击日军，各
歼敌一部。
1940年5月枣宜会战时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又第三次率部由湖北宜城渡襄河截击南撤日军，奋战九昼夜，陷入日军重兵包围，负伤多处仍坚持指挥作战，于16日在宜城南瓜店壮烈牺牲。
7月,被国民政府追晋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随后相继在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徐州、济南等大城市设立张自忠路。
张治中（1890-1969），原湖南省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安徽省巢县人,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一个清苦家庭。读过私塾，当过学徒、备补兵、警察。
1911年武昌起义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
1912年入陆军第二军官预备学校，期满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
1916年毕业后分派到安徽“安武军”中当见习生,后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参加了护法运动。后任川军第三独立旅参谋长，协助桂军建立桂军军官学校。
1924年底起,任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副总队长、代理总队长兼任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部参谋长，与周恩来等中共党员来往密切，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北伐战争中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兼革命军学兵团团长。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左右为难,决定辞职出国暂避，遍访欧美诸国。
1928年7月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不久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军事教育工作。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发生后，他主动请缕,带兵杀敌。
2月26日,率领第五军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从南京开赴上海参战，庙行之战，歼敌3000多人。这是淞沪战役的第一次大胜仗。
1934年春，奉命指挥第四路军进攻福建反蒋政权，他采取和谈方式解决了福建事变。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京沪警备司令和第九集团军总司令，积极主张对日作战。
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任左翼军总指挥，率部与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在收复罗店时,冒着弹雨前往火线指挥作战。同年11月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在湘一年,以“廉、正、勇、勤”作为省训，制定了以“军事第一为基点”的施政方针，在革新政治、整顿吏治、安定后方、组建抗日武装、修筑国防工事、动员民众抗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实效。他赞成国共团结抗日，与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动了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1938年11月因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政策，酿成长沙大火，受到革职留任处分。
1939年2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深得蒋介石信任。
1940年9月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青团书记长。他增设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了迫害进步青年的战时工作团；还呈书蒋介石，反对撤销新四军番号。
抗战胜利后，积极主张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曾代表国民党三次赴延安，为争取和平往返奔波，做了大量工作，被誉为“和平将军”。
1945年8月，他第一次赴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后又护送毛泽东返回延安。
1945年11月致函蒋介石，提出中共问题要采取政治方式解决。不久，代表国民党政府与周恩来谈判签订了军队整编方案。
1946年2月他第三次到达延安，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同年3月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根据周恩来的嘱托，释放了被盛世才关押的100余名中共党员和其他爱国人士。国共关系破裂后,他仍劝蒋介石“力谋恢复和平”。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主持国民党政府工作,国共两党重新开始和平谈判。他作为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于4月1日赴北平,与中国***代表团拟定的《国共和平协定草案》为基础进行谈判。草案被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接受毛泽东等中共***的真诚劝导，留在北平，并于6月26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投向光明。
9月，他参与策动西北国民党军队起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他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反对内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1969年4月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1937年7月7日是发生七七事变的日子。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2014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77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将在2014年7月7日上午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隆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现场直播纪念仪式，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络电视台将同步直播。
南京大屠杀是1937年的事，仔细考虑一下，就算那个时候才五岁的话，现在也七十多岁了，所以，而且，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七十多岁，不可能像日本那样有那么多八九十岁的老兵什么的了，所以不肯能有那么多的幸存者了，关于南京人口的问题，可以看看下面的资料：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张连红在《北京日报》撰文，以史实指出，南京城陷之时，南京城区的人口总数应在36.7万—46.7万左右，南京人口总数应在53.5万—63.5万人之间。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南京直接受到战争威胁。为了寻求安全，部分南京市民或乘船西上或渡江北上自主向外地迁移，也有部分城区市民前往城郊乡区暂避。根据5个城区、2个乡区的统计结果，从1937年8月到11月，城区人口迁出概率为48.9%，乡区为17.6%。由于1937年8月人口统计时把流动人口也统计在内，这里以1936年的统计作为基数。
1936年7月，南京7个城区常住人口数为741667，4个乡区常住人口数为203877，这样可以得出，1937年11月初，南京城区与乡区常住人口中至少尚有54.7余万人没有迁移。这一事实在日本特务报告中也得到印证，其情报称10月下旬南京尚有53万余人。
上海沦陷后，南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移。第二次迁移人员主要以公务人员为主。国民政府所统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600辆汽车和220余只民船，都用在了军事和国民政府西迁上。由于运输船只较少，因此船票价格飞涨，真正有能力购买船票离开南京的市民百姓为数很少。
11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曾召集各有关机关开会讨论关于遣送难民问题，并要求南京市政府将“遣送路线人数及区域即日呈函后方勤务部”，以便协助。
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回函称：“查本市现有人口约五十余万。”这说明自11月初到11月下旬，南京市常住人口并无太大变化。
11月27日，美国大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称南京市长说尚有30万至40万的市民还留在南京，该报告虽然并未指明南京市长所讲人口是南京城区人口，但11月23日南京市政府公函称南京现有人口50余万，仅仅过了四天，南京人口突然迁移了10万—20万人，以南京当时的运输能力(绝大多数船只都已用于政府西迁)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可以认为南京市长所称南京尚有30万至40万人应视为南京城区人口数。
12月初守城司令唐生智下令撤消了下关至浦口的轮渡，同时也关闭了南京各城门。因此人口数字不会有太多变化。
在南京出现的第二次人口迁移过程中，南京乡区人口的变化十分有限。在12月初，南京出现了一部分市民由乡区向城区迁移的现象。这种迁移是在南京市辖范围之内的移动，对南京市的人口总数并不产生影响。
自“八·一三事变”之后，“各地难民纷纷来京，每日千数百人不等”，这些逃难而来南京的难民，有的以南京为中转站前往内地。由于受南京运输能力的限制，在日军攻占南京前夕，绝大部分难民只得滞留南京。外地难民滞留南京的人数目前尚无准确统计，但如果每天以最低数字1000人计算(事实上上海沦陷后，苏南沿京沪线逃难人流远远超过上海沦陷之前)，则从上海沦陷到日军占领南京前的日子里，滞留南京城区的外地难民至少应在3万人以上。
关于被围困在南京城内的中国官兵人数问题，由于战争环境和资料缺失等因素，目前尚不能精确计算。但通过一些参战部队对南京保卫战前后兵力较为详细的统计，再参照各参战部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还是能够大体估算出，总计参加南京保卫战的中国官兵人数至少在116919以上，各部队报告损失兵力的总数在47382人之上，损失兵力总数中在保卫战中伤亡的官兵不到1万人，因此，陷在城内避难的官兵至少在3.7万人以上。许多材料及学者研究表明，这一统计数字同实际数字相比显得偏低。但留在城内的3.7万守城士兵数应视为最低数。
文章指出，可见，在日军攻占南京前夕，留在南京城内的人口中应包括：原住南京的常住市民，人数至少在30万—40万左右；滞留南京的外地难民，人数至少在3万人以上；被日军俘虏和围困在城中的中国官兵最低数字为3.7万人，这样，南京城陷之时，南京城区的人口总数应在36.7万—46.7万左右。如果将迁移变化不大的南京乡区人口16.8万人加上，则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南京人口总数应在53.5万—63.5万人之间。
文章指出，日本一些学者一方面只选择对自己观点论证有利的史料，将当时部分新闻记者和留在安全区西方人士的估计当作事实。另一方面，他们在论证的过程中偷换了一个十分重要概念，就是在讨论战前南京人口时，其“南京”的范围指的是南京城区而非南京市的概念。但事实上，南京城内的日军大屠杀只是整个南京大屠杀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章指出，这些日本学者试图在战前南京人口问题上大做文章，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真的想认真讨论战前的南京人口数字，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证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30万”之不可能。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生于汉堡市的德国商人，以其在南京大屠杀中救了大约20多万中国人而闻名,被世人尊敬地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曾在非洲数年的拉贝，在1908年起受西门子中国公司之聘，开始在中国沈阳、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经商。拉贝的未婚妻多拉随后也来到中国，并于1910年10月25日在北京正式结婚。
1931年至1938年前后，拉贝任德国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他目击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制造的南京大屠杀，并将其记录为著名的《拉贝日记》。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拉贝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并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南京安全区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
1938年回到德国，6月8日写信给希特勒，提交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报告当时没有公开（一般认为，由于德日为盟国，故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之后，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没有犯错之后，他在1946年六月被同盟国去纳粹化和释放，生活拮据。鉴于在南京时的功绩，他因而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
1950年拉贝于西柏林逝世，日记资料由他的孙子保存。
1997年他的墓碑由柏林搬到南京。
19世纪末，欧洲十字路口的明灯——德国汉堡，诞生了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传世英雄。
把世界还给人，把人归还自己。这一人道主义的精髓，像一弯持久不落的新月，沐浴，净化着无数的魂魄，也铸造了拉贝的人生观。
他于1909年来到中国工作，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南京西门子分公司经理。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他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接触，1937年日军向南京进攻前夕，他从北戴河赶回南京，被一些外国人推为南京安全区主席。
12月13日，日军攻战南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血腥屠杀。金陵古城陷入黑色的恐怖大海。拉贝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在他负责的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区内，他和他领导的十多位外国人，不仅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而且捍卫了人类的真理和尊严。他在他租住的小粉桥1号院子内，写下了著名的《拉贝日记》。
1938年春，拉贝回到德国后，发表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暴行，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
开始，难民们都不知道他是拉贝，都称他爱得培先生，他尽自己的所有能力保护了25万难民，供他们吃喝住。他对妇女儿童非常关爱，对敌人却相反。一次，难民区围墙翻进一个身配刺刀的日本兵，难民们大惊，急忙呼喊拉贝，拉贝急忙赶来，对日本兵大加斥责，日本兵连连认错，准备从大门出去，拉贝命令他重新翻围墙出去。难民们得到他的关怀，还经常得到食物 孩子们常常得到礼品。拉贝的恩情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二次大战结束后，拉贝因他的纳粹身份又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南京人民为他募捐了几千美元让他安度晚年，为他寄赠食物，1950年，拉贝在柏林患中风去世。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拉贝才犹如凯旋的英雄，从历史迷雾中向我们走来。他的日记被公之于世；他在南京的故居被考证确定；他的墓碑安放到了南京；他当年拯救的难民纷纷一吐肺腑之言，中国人民的热情如火山一般喷涌而出，献给这位和平勇士。
今天，面对拉贝故居，我们仿佛仍能叶到拉贝先生朗朗的笑声，沉重的叹息；看到他挥舞手臂的愤怒表情，伏案奋笔疾书的侧影……
在抗日战争时期（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地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地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地削弱。也就是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与抗日战争以前的民国的统一程度相比是大大降低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几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是中国的国耻。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样的国耻也不能忘记，这样的历史也要牢记。
1、伪满洲国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扶植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1932年3月成立，前清废帝爱新觉罗 溥仪任“执政”，年号“大同”，改用新五色“国旗 ”，以长春为“首都”。在伪满洲国成立一个月后，即1932年4月，除军政部和军队中的日人外，仅在伪中央政府中就有日本人职员两百多人。在大部分局科中，都有日本人的顾问、参事和秘书。监察局中的重要职位都为日本人所占据。最后，伪“执政”左右的最重要的大部分官吏，包括宫务局长和“执政”近卫队指挥官在内，都是日本人，连“执政”也由关东军所任命的吉冈中将来加以“监视”。总之，关于政府公共事务，纵然中国人在名义上是长官，而主要的政治上和行政上的权力却掌握在顾问、参议、监察官、秘书等次级的日本官吏的手中。 1934年3月，“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年号改为“康德 ”。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1932年3月13日），溥仪以换文的形式与日本侵略者签署了了一份出卖东北主权的密约。密约规定伪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 委请”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伪满洲国的铁路、海湾、水路、空路等均“委请”日本管理；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施，由伪满洲国负责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伪满官吏，其“保荐”和“解职”均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日本有权开放矿山等资源；日本有权向伪满洲国移民等。从这个卖国密约可以看出，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乃至组织人事大权均被日本人控制，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傀儡卖国政权。伪满洲国包括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热河是 1933年3月被日军武装侵占后并入的），其存在时间近14年，直到1945年8月才灭亡。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实行所谓“治安强化”的恐怖主义统治，实行“三光政策”，不断制造“无人区”，不断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
1932年9月16日，日军在辽宁省抚顺平顶山，枪杀四百多户居民，共 3000余人。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三千万中国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以溥仪为首的卖国贼的剥削、奴役和迫害。
2、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是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当天，汪精卫等汉奸头目沐猴而冠，粉墨登场。汪精卫任这个伪政权的代主席（1940年11月任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在宣誓就职典礼上，汪精卫宣读了所谓《还都宣言》。《宣言》宣称：“实现和平、实施宪政两大方针 ，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郑重决议，国民政府当坚决执行之。所谓实现和平 ，在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①汪精卫的所谓“实现和平” ，就是实现在日军占领下当亡国奴的“和平” 。陈公博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怎样做近代国家的国民》的广播讲话，大肆鼓吹所谓“和平” ：“现在中日是宣告和平了，这次和平，不是单方的，是双方的，大家都了然于中日两国的前途，东亚的大局，世界的趋势，知道东亚和平的责任，决不是一方所能单独担负的，必得双方共同努力的。因此两国之士提倡于前，两国人民，景从于后，才有今日和平的实现。所以，我们同胞们，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是患难的兄弟。我们要认识中日既是朋友和兄弟，我们应该站起来，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平等的，中国国家是和日本国家一样独立自由的。”②汪精卫、陈公博等所鼓吹的“和平”，是假和平，真投降，真卖国。汪伪政权统治的地区，包括以宁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武汉地区、广州地区以及后来的淮海地区。汪伪政权成立之后，即以中国中央政府名义，参加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侵略者同盟，并以“和平、反共、建国”为施政纲领，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出卖中国国家主权的《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等一系列卖国条约。
1941年春，汪伪政权卖力配合日军对苏、浙、皖三省沦陷区的“清乡”运动和“治安强化运动”，残酷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掠夺中国的战略资源，推行奴化教育，并组织伪军协同日军进攻中国***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权又追随日本对英美宣战，要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共生共死”。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后，汪伪政权也随之灭亡。
3、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37年7月下旬，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在两地分别成立了“治安维持会”。同年12月，日本侵略者为统一华北各地的伪政权，将平津两地的“维持会”与1935年成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于12月14日（即日军攻占有南京的第二天），在北平中南海居仁堂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个伪政权以北洋军阀政府的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以北京为“首都”，控制了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的沦陷区和平、津两市。这个傀儡政权建立后，在镇压人民的抗日运动，帮助日本侵略者进行经济掠夺等方面进行了很多罪恶活动，大肆出卖中国主权和国家民族利益。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出笼后，华北各地的大小“治安维持会”渐次归并到它的卖国阵营之内。
1938年2月1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先与之合并，冀东二十二县编入河北省内，济南、青岛两地的“维持会”，“冀南地区治安联合维持会”和“山西省自治政府”也相继与其同流合污。其地方机构，除了省、县、市、特别市等名称外，在省与县之间恢复了清代“道”级行政制。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建立后，“临时政府”改名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归属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这个卖国的傀儡政权才灭亡。
4、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继伪临时政府之后，由日本“华中派遣军”于1938年3月在南京扶植成立的一个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伪维新政府是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华中派遣军”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它的所有“政务”，是由特别设立的日本顾问部控制的；它全力控制所辖沦陷区的经济，以贯彻日本的“以战养战”政策。为了麻痹人民的思想，伪维新政府宣传局与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控制舆论、文化机关，建立“中华联合通讯社”，作为宣传奴化理论的喉舌。这个伪政权的宗旨是：“反对共产主义，绝对否认国民政府，保持对日本的密切提携。”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之际，伪维新政府并入汪伪政权。
5、伪察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4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察南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建立。伪察南自治政府之组织，设政务委员若干人，由其中推举二人为最高委员，任行政上之首领。其下设总务处及民生、财政、保安、民政四厅。处设处长，厅设厅长。日人于其各级官署皆派有顾问，以总揽行政上之大权。在四个厅长中，民生、保安两个厅长均为日本人。 杜运宇、于品卿任最高委员，于品卿任该伪政府主席。这个伪政权受日军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叶冈安直及最高顾问金井章次的直接控制，以张家口为“首府”，管辖察哈尔南部10个县，人口约200万。
1939年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6、伪晋北自治政府
1937年9月13日，日军攻占大同。
10月15日，日本侵略者扶植的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山西省大同建立，夏恭任“自治政府主席”。 夏恭是清朝举人，年已七十多岁。日本人前岛升担任最高顾问，总揽一切政事，为伪晋北自治政府之太上皇。该伪政权统治晋北长城以内的13个县，150万人口。
1939年 9月，并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所标榜之施政纲领为“日察如一，铲除共党，民族协和，民生向上”。 伪察南自治政府则为“感谢皇军，铲除红匪，发扬道义，建筑乐土”。 虽各区区十六字，其卖国反共性质，已非常明显。
7、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
该伪政权是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蒙奸傀儡卖国政权，1937年10月27日在绥远省厚和浩特（今呼和浩特）成立。经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指定，云端旺楚克（云王）任伪自治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任副主席，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日人宇山兵士为政府最高顾问（宇山兵士 1939年6月调回“满洲国” ，以泉名英继任），高场藏捐为蒙古军最高顾问。日本侵略者在平绥沿线屯驻大军，在各地遍设警察机构和特务机关，实行残酷的军事特务统治并肆行经济掠夺。内蒙古地区的铁、煤、云母、盐等矿产品，皮毛等畜产品和粮食皆为日本侵略者所垄断和掠夺。
1938年4月云王病死，德王继任主席兼政务院长，李守信升任副主席。该伪政权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但用阳历），以归绥为“首都”，共辖五盟二市，人口约270万，其中蒙古族约 26万。
1939年9月1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该伪政权被裁撤。
8、伪蒙疆联合委员会
1937年9月、10月间，日伪在察南、晋北、蒙古相继成立了三个伪政权。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这三个伪政权的控制，日本军部指使伪察南自治政府代表于品卿，伪晋北自治政府代表夏恭、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代表卓特巴扎布，于1937年11月22日在张家口达成了所谓“共同防共、民族协和和民生向上” 的协议，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该会是上述三个伪政权的上级机关，可以对下发号施令。
1939年9月1日，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9、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又称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经日本军部与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今井章二的精心策划，1939年9月1日，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演变而来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宣布成立。根据日本军部内定，采用推举形式，由德王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以张家口为“首都”， 用成吉思汗年号，挂蒙古旗，其旗颜色由黄、蓝、白、赤四色组成，**象征汉族，蓝色象征蒙古族，白色象征回族，赤色象征日本。赤色宽横条居中，上下各三窄条为黄、蓝、白，意为以日本为中心。由此也可见其卖国傀儡的特征和本质。该伪政府成立后，原察南、晋北两个伪自治政府改为直隶伪政权政务院的两个厅；原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辖的五个盟也直隶伪政务院；除设立“政务院”外，还设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各厅、盟、市、旗的长官安排，采用蒙汉分治；日本人除任顾问外，还任部长、次长、局长、处长等职，或以参事官等名义，操纵伪政府的实权。同时在伪政府之上，设立日本帝国政府兴亚院联络部，日本军部兵团司令官莲治藩和兴亚院联络部长酒井隆，成为高居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之上的太上皇，德王只不过是他们导演之下的傀儡，一切都得听命于主人的意志。
1940年3月，该伪政权名义归属汪伪政权领导。
1941年8月，日本侵略者将“蒙疆政府”改为“蒙古自治邦”，同时又将其人事作了大幅度调整。掌握军权的李守信被升为有名无实的“副主席”，大批日本人从幕后走到前台，出任各级要职。德王和李守信与蒋介石秘密联络一事败露后，日本侵略者对此二人更不放心，伪军一切活动都由日军直接指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该伪政权亦随之瓦解了。
10、伪上海特别市政府
1937年10月，汉奸苏锡文在日军特务部的指示下由北平潜往上海，进行组织伪政权的活动。
1937年12月5日，汉奸苏锡文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在上海浦东成立了“大道市政府”， 苏锡文任临时市长，挂绘有太极图的杏黄旗。
1938年4月28日，经日本侵略者同意，改“上海大道市政府”为“上海市政督办”， 苏锡文任上海市政督办，改悬五色旗。同年10月16日由浦东迁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原址，改称“上海特别市政府”，傅宗耀任市长。
1940 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傅宗耀仍任上海特别市市长。
10月9日，傅宗耀死后，伪上海特别市市长由陈公博、周佛海先后继任。日本投降后，随汪伪政权的灭亡而灭亡。
11、伪广东省政府
伪广东省政府是日军侵占广州后建立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日军侵占广州后，加紧扶植汉奸，建立伪组织和伪政权。
1938年12月10日，在日军策划和扶植下，成立了伪广东“治安维持会” ，由汉奸彭东原任会长，吕春荣任副会长。
1939年11月18日，彭东原宣布撤销维持会，并于20日成立伪广州市公署，自任市长。
1940年4月23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决定伪广东省政府组成人员。伪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公博兼任，陈耀祖代理（兼任建设厅长和保安司令）。
5月10 日，伪广东省政府和伪广州市政府举行了成立典礼。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伪政权亦随之灭亡。
抗战时期存在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并非只有上述11个，例如还有伪河南省自治政府、伪河北省政府、伪山西省公署等。上述日本侵略者扶植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以华治华”、政治诱降、分裂中国的恶毒政策的产物。那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大小汉奸卖国贼们，往往为了一己或一集团的私利，丧失民族气节，认贼作父，出卖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主权。一些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们，不甘心他们失去的王朝贵族统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扶植和利用下，走上了分裂国家的卖国道路。溥仪就是这伙卖国贼的代表。国民党阵营中的一些人，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以牺牲和出卖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来作为权利斗争的筹码。汪精卫是这伙人的典型代表。汪精卫其人领袖欲、权力欲极强，不甘居于蒋介石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引诱下就叛国投敌，认贼作父，当了汉奸傀儡卖国贼。抗战时期当汉奸卖国贼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钱和物质等享乐。极端的自私自利，追求金钱和物质等享乐，是他们当汉奸卖国贼的主要思想基础。具有这样思想观念的人，在国家民族处于危机的时期，往往不会考虑国家民族的大义和气节，再加上其他诱因，最容易去当汉奸卖国贼。抗战时期的汉奸傀儡卖国政权的存在分裂了中国国家和中华民族，也说明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国国家的分裂，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造成的。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侵略者不投降，这些汉奸傀儡卖国政权就会继续存在，中国的分裂局面也不会结束。
1935年后，曾任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另由宋哲元吧转:
宋哲元生平述略 (片段)
民国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
以公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旋调公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公以不克离平，俾秘书长驻保代行职权。中央又明令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公为委员长。一时华北军事、政治，握公一人之手。时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也。
公为人刚毅木讷，中央信其忠勇无他，可任大事，故以公为缓冲，要以支持三年，预为抗战之备。日方以为公木强少文，外交易与，亦复赞同之。顾公终身所诵，则日：“宁为战死忠，不作亡国奴。”又自镌印章，佩之曰：“为国家扶正气，为民众除痛苦。”其当外交也，则又自矢不危言以偾事，不怄怯以丧权。忍辱负重，九死不移，则非日寇之所及料也。
先是日人划出冀东二十二县，以畀殷汝耕。及政委会立，屡倡合并之议，而日人拒之。公就职后，横逆沓来，外侮日厉。龙烟铁矿，则要求合资，且以矿产作抵；沧石铁路，则要求废其路基，改为津石铁路，而井陉之煤矿难保；塘沽另辟新港，而废旧港，英美亦多龃龉矣；买民地以修工厂，公则下令严售地之禁。种种威胁，更仆难终。或劝暂许以纾锢，公曰：“此卖国契约也。不许必战，许之亦必战也。”或藉口列强，或诿之请命。日人曰：“以君之主华北也，俾君自为之耳。今事事请命，失日本原意，于君将不利。”公曰：“君行政，亦请命天皇乎 君若不听命天皇，吾亦不请命中央矣!”
故迄“七七”事变，日方所要求诸大端，终不少为屈让。日则包庇浪人商船走私，日军与华军寻衅冲突，日不暇给，动辄抗议，或警告，或严重交涉，公则柔而不屈，欲力践三年之约，以报中央。日人屡尝无效，知公之志不可夺也。盖迫胁凭陵，不使有休沐之暇。
二十六年（1937）春，公不堪其扰，藉养疴以回原籍，托词延宕，而日人益怒。是年七月七日，突然爆发无名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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