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赦1959》中像是杜聿明、王耀武、黄维等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本剧也是历史题材，可是剧中出现的刘安国、蔡守元、陈瑞章和叶立三四位在史料中全部无记载，他们难道真的没有原型吗？
因为是根据真实历史改编，剧中一些人物也都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说他们四位没有原型的话好像是一种遗憾，不过对于改编剧来说受到故事的影响添加虚构人物来丰富故事情节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人通过这四位的言语甚至是一些细节方面猜出了他们的原型。
剧中一些话暗示他们每个人的原型。刘安国是那个看上去非常精明的人，很多人猜测他的原型是文强。刘安国1926年入党，之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当做高级干部。刘安国也说他不是叛徒是受不了审查和质疑才离开***的。
1925年文强入党，27年参加南昌起义，曾任命红一师师长兼政委，后被王明审查负气离开未找到组织，后来加入到国民党，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捕。
蔡守元的身上有一件标志性的物件 罗盘 ，大家都知道当时有一位号称罗盘将军的人，因为他走到哪里都习惯性的在身上带一件罗盘，每次作战之前都会为自己算上一卦，大家应该知道了这位拿着罗盘的将军就是张淦。
剧中蔡守元是功德林中立功最大的一个，可是在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中却没有他的名字，那是因为蔡守元的原型张淦在特赦之前就已经病逝。
从剧中叶立三和大家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确定，他的原型是韩浚，叶立三在莱芜战役被俘，而在莱芜战役中因为李仙洲乱指挥被捕的将军便是韩浚了。陈瑞章的原型是段沄，不过出现的人物事件和真实历史有出入。
《特赦1959》功德林管理所的大部分战犯是有原型的，当然还有一些是虚构人物，那么叶立三是有原型还是虚构的？叶立三在所有战犯中属于最固执的一位，冥顽不灵，那他最后有没有改造成功呢？
局长叶立三是国民党军少将师长，王耀武曾经是他的上级长官。《特赦1959》这部剧展现了高级战犯们在被改造过程中的不同态度，那么叶立三的人设是怎样的呢？从目前剧情来看，叶立三的人物标签是故意捣蛋和只求速死，他并不接受***的改造计划，什么事情都会反着来，不服管教。
叶立三认为***扣押他们在管理所是为彰显自身能力，把战犯们当成了战利品，这种想法比较偏激，而且还是单方面的，其实这也能理解，毕竟叶立三之前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然不会轻易妥协，他骨子里有股韧劲和拗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高级战犯改造过程异常艰难，要想打破他们固有思想，改变他们坚持已久的信仰哪有那么容易。
当然叶立三也不是功不可破，他年轻时有实业救国的梦想，王英光就这点对叶立三展开心灵攻势，既然不能改变叶立三对***的成见，那就投其所好，让叶立三重拾曾经的梦想，这也有助于改造计划的成功。
叶立三在功德林管理所最敬重的人是王耀武，所以王英光希望他们俩能够一起努力进步。叶立三是虚构人物，但也有人表示叶立三是以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韩浚为原型，他是1947年在莱芜战役被***俘虏，1961年得到特赦，而且他与杜聿明等人是同僚，所以叶立三原型即便不是韩浚，但也借鉴了韩浚的一些履历。
改变了自己的想法，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有了个好结局。
电视剧《特赦1959》里，故意捣蛋、只求速死的中国国民党军少将师叶立三来到功德林的时候，还不大适应这里的新生活，后来在王耀武的帮助下，渐渐适应环境，并且渐渐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最终叶立三成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主角角色介绍：
王英光
演员 张铎
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所长。文武双全，屡立战功。抗战结束后调往华北，从事敌工工作。开国之后，中央政府决定在各地设立关押战犯的管理所，王英接到命令担任北京功德林管理所所长，他带领一批官兵和战犯级国民党高级军官，入驻北京功德林，从此开始了长期在管理所工作的生涯。
梁冬芳
演员 奚望
功德林管理所医务室护士。父亲是解放军高级干部，后成为王英光女友。善良，单纯，活泼。不怕脏，不怕累，任劳任怨。她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代表了新生政权温暖如春的一面。她的言行建立了最直观的形象，产生了最良好的影响。
《特赦1959》中叶立三的结局是在王耀武的帮助下成功的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学习结束后，叶立三来到办公室向王英光汇报，在当前阶段，学员们的普遍梦想是希望成为新队伍中的一员，但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犯下了不同的罪行，不能带着历史的罪恶迈入新社会的土地。
所以在他们打算成为人民一员之前，要把所有问题都交待清楚，哪怕因此受到惩罚，也在所不惜。王英光告诉他，无论交待什么罪行，应该都不会惩罚他们，叶立三非常感谢新政府的宽恕。
晚上，叶立三和王耀武、沈醉、刘安国等人讨论这件事，沈醉认为他们很多没交待清楚的问题会成为人生的地雷随时引爆，与其到时被炸得狼狈万分，不如现在勇于担当。几人就此达到共识。
《特赦1959》剧集评价：
《特赦1959》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剧集用温暖的细节搭建了完整的改造。充分展现党真的是从思想上改造他们，打开大门迎接他们，加入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尤其是抗美援朝的胜利，真的是让他们口服心服。
整个中国高奏凯歌，披荆斩棘，实现伟大主义革命理想，大时代大背景大格局大胸怀大理想，在关照新中国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外，人们内心的波澜壮阔也与观众同频共振，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这是一部创作的胜利，也是客观表达的胜利。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在毛主席等人的建议下，决定特赦一批改恶从善的战犯。功德林中的战犯得知后，立即沸腾了起来。很快，他们迎来了第一次特赦大会，但在此次大会中却有人喜有人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首席法官宣读了10名被特赦人员的名单。而此时站在人群中的一个人听到这个名单之后，心往下一沉：完了！
此次特赦尽管人数不多，但也给功德林的所有战犯带来了希望，就在周恩来审查第二批战犯名单的时候，发现缺了一个人，便在上面加了一个人的名字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新中国刚刚成立之时，其实，是有处理战争犯的打算，但因为种种原因，始终都没有对这些人做出审判。
当时蒋介石刚刚撤退到台湾，我军也准备用武力解放台湾，所以这也是没有处理战犯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国家政权尚未稳定，因此也不满足处理战争犯的条件。
1956年，国家形势渐渐稳定，处理战争犯的两个条件已经具备，所以，处理战争犯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
1957年，公安部门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处理在押病残战犯的报告，毛主席看后，当即决定不仅要处理这些人，也要释放那些表现好的人。
对此，周恩来表示了完全赞同，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可以考虑分批释放，如果全部放出来的话是没有把握的。
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作出了“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决定。
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借着这个日子，毛主席认为可以借此释放一批改造得比较好的人。
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提议，在后来的会议上也一致通过，除此之外，他们还确定了特赦战争犯的前提条件： 被关押已满十年的，改恶从善的战争犯将会特赦。
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之后，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关押在功德林一号的战犯令他们热血沸腾。
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这里原本是一座叫做功德林的庙宇，后来在清朝被改造成一座监狱，能容纳一千人以上。
新中国成立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里，成为了关押和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监狱。
不过关押在这里的人员并非是等闲之辈。
1956年，为了加强对战犯的统一管理，他们将全国各地的战犯关押到了北京、抚顺、济南、西安、重庆、内蒙六地的战争犯管理所。
而这些战犯中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则被全部关押到了北京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
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得知特赦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们知道这是毛主席和中国***对他们的恩情和善意，因此，他们专门给毛主席写去了感谢信。
1959年12月4日，特赦大会在全国各地召开，而在北京的功德林也公布了第一批特赦战犯的名单。
第一批特赦的战犯共有33个人，在功德林一号管理所就有十个人。
特赦十天之后，十位国民党将军来到了周恩来的住所，登门拜访。
这十位将领其中大部分的人都出自于黄埔军校，当时周恩来在学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因此当他们再次见到这位久别重逢的老师时，心中不免地有些愧疚。
周恩来看着面前的这些学生，一笑置之，邀请他们全部坐下后，与他们进行了亲近的交谈，如今的情景好像当年一样，周恩来在教室里悉心地教导他们，但如今却物是人非，他们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单纯的学生，甚至走上了离经叛道的道路。
周恩来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也并没有说什么，还细心地过问了他们的生活。杜聿明和周恩来聊天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当面道歉：“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对此，周恩来也没有责怪，反而认为是自己没有教好他们。
此次见面，他们共话情谊，再续缘分，周恩来也说出了国家对他们的期望，鼓励他们开始新的生活。
而这些将领也想不到***会对他们这些敌人如此宽容，在周恩来的谆谆教诲下，这十人也此恩情牢牢地记在了心中，投身于国家建设的行列中。
而在此次特赦中，有一个人并没有听到特赦自己的名字，所以在听到全部名单时，他的心猛地一沉：完了！
不过在第二次特赦中，周恩来在看过名单之后还是填上了他的名字。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在进入黄埔军校之前，李仙洲只是一位平凡的小教员，他的生活稳定平静，却也无聊。此时的李仙洲近30岁，越发感觉到生活的无趣，因此他有了想要干一番事业的想法。
在好友的介绍下，李仙洲加入了国民党，进入了黄埔军校，成为了第一期学生。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中，李仙洲的年龄较大，个头也最高，还是一位父亲，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大哥”。
毕业之后，李仙洲先后出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四团一营营长、第一集团军第一军教导团上校团长，为国民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9年之后，李仙洲升任旅长，先后参加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而此时，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了李仙洲非凡的军事才能，因此在这之后也成为了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之一。
1946年，李仙洲被任命为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
1947年2月，蒋介石出动三十万的兵力，准备夹击人民解放军。王耀武命令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从胶济铁路以南的淄川、博山地区南下进驻新泰、莱芜，南北夹击解放军。
我军在陈毅的指挥下，也准备放弃临沂，北上莱芜，准备对李仙洲集团来个围歼。
王耀武得知这一情报之后，立即命令李仙洲北经吐丝口向胶济铁路转进。当时，韩练成却决定推迟突围的时间，他认为如果按照李仙洲的计划进行突围的话，他们很有可能会逃出华东野战军的包围圈，这样的话人民解放军就没办法围剿李仙洲集团了。
于是，他提出了这个缓兵之计，但此时，李仙洲并未知道韩练成的想法，但他知道如果要突围肯定是要借助韩练成的这支装备美国机械武器的军队，所以他只能同意了韩练成的方案。
殊不知，此时的陈毅和粟裕已经控制了李仙洲的必经之路，随时准备守株待兔。
第二天，李仙洲率领七个师五万大军就这样走进了人民解放军的口袋，而当李仙洲意识到危险时已经为时已晚，于是，他趁乱换上了一件普通士兵的服装，在卫士的保护下逃脱。
但当时的李仙洲已经年过半百，身体已经比不上那些年轻小伙子，因此在逃跑的途中由于体力不支几经晕厥，最后还是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士兵一路上搀扶着他。
但最终，他还是没有逃脱，被解放军俘虏。
陈毅得知李仙洲被俘的消息之后，当即作诗一首抒发自己激动的心情。
这场莱芜战役，韩练成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战结束之后，陈毅和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赶来看望韩练成，对他的功勋作出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了祝贺。
莱芜战役，国民党惨败，震惊了南京的蒋介石，他狠狠地训斥王耀武： “你们只是在莱芜这场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和一个师，损失了这么多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不好打了。”
此战对于蒋介石来说是沉重一击，但对于解放军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鼓舞，当时一位国民党人士还说道，这是国共交战以来我方首次吃的大败仗，从此再也没有客观的论调了。
事实上，莱芜战役的胜利，极大地影响了国共交战，而这也不得不让蒋介石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想要挽救华东战局的劣势。
不过，此战最让李仙洲不解的是，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军队是丢光的，被俘之后，他始终分析着七个军溃败的原因。
俘虏之后，李仙洲被安排到一间普通的农舍居住，就在这时他见到了投奔新四军的属下，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陈锐霆，这个人原来是李仙洲最信任的属下，没想到在后来却成为了“叛徒”。
看着昔日的下属，李仙洲也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呆呆地望着他。陈锐霆查看了李仙洲的伤势之后，叫来了管理人员要他赶紧把李司令送到联络部门疗伤。
此时的李仙洲正好打了个哆嗦，便脱下来身上的毛衣，递给了李仙洲，恭恭敬敬地说道：“前线的条件，军座是知道的，请多包涵！” 李仙洲也想不到昔日的下属还能如此善待自己，于是一股暖意涌上心头。
后来，李仙洲被送到了华东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疗伤，安排了一位年轻的女护士给他疗伤。
当李仙洲刚见到这位年纪不大的女护士时，感觉像是十七八岁，怀疑她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但这个小姑娘的一句话却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郑瑞兰观察完李仙洲的伤势之后，判断是日本的三八式打的，没有伤到骨头。
李仙洲才知道尽管面前这个姑娘非常年轻，但她却有着丰富的护理经验，还知道李仙洲的伤口是日本三八式打的。
在护理的过程中，李仙洲也察觉到了***对他的善意，当管理人员给他送来肉丝面的时候，他问小护士他们也是吃这个的吗？看到郑瑞兰脸上的红晕，他才知道只有给他们这些俘虏才有这么好的饭。
他想不到，自己成为俘虏之后，还能有这种待遇，不仅给他治病疗伤，还给他吃这么好的饭，要知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做到这两点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
尽管病情已经好转，但他却始终担心，不知***会如何处理他。得知李仙洲被俘，陈毅决定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对手，一见面，李仙洲没有了往日的威风，尴尬地向陈毅问好：“陈先生，久仰久仰！”
陈毅也主动伸手握住了李仙洲的双手，关切地说道：“李先生，您受惊了！”
陈毅随和的态度，也让李仙洲卸下了防备，两人就这样聊起了天来。陈毅首先向李仙洲询问了他负伤的经过和治疗的情况，而李仙洲也感受到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也夸赞那个小医生如果没有她自己的伤不会好得这么快。
陈毅也看到了李仙洲友善的态度，亲切地说道：“慢慢来，不要着急。你福大命大，老天爷保佑你，所以子弹才没有伤到骨头。”还嘱咐他好好养伤，空闲的时候也可以读书看报解闷。
二人交谈了两个多小时之后，陈毅的话让李仙洲感觉到了些许的欣慰，他没想到曾经的对手竟然能和和气气地坐下来进行交谈，而这也让两个针锋相对的人对对方有了不同的了解，李仙洲也才知道陈毅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样冷酷无情的人。
临走时，李仙洲紧紧地握住陈毅的双手，感慨万千地说道：“陈先生，相见恨晚，相见恨晚啊！”
李仙洲被俘虏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敌意，尤其是与陈毅的会面，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对于被俘，李仙洲的心中并没有多大的怨气，他并没有将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给***，也并不是自己的能力不行，而是天要亡他，所以他也只能认命。
在和陈毅见面之后的第三天，华东解放军政治部就安排了被俘将级军官座谈会。此次会议由李仙洲来主持，这天他首先承认了自己指挥的失败，当然战士们被俘自己是有责任的。
但他也并不会将全部的过错揽在自己的头上，他表示他只能负战术失败的责任，而战略上的错误应该由陈诚负责。
在电文中，李仙洲指责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用心，并呼吁蒋介石能停止战争，追求和平。而蒋介石看到李仙洲发表的电文之后，气得破口大骂李仙洲是“大逆不道”。
1956年1月，李仙洲等六十余名高级战俘从哈尔滨集中到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进行改造。
在功德林中，尽管他们对外是战犯，但生活却过得非常自在，他们除了日常的学习和劳动之外，还会在闲暇时进行各种 娱乐 活动。
而李仙洲的生活也非常悠闲，能吃能睡。尽管李仙洲的岁数比较大，但他的饭量可不小。一顿饭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的时候能用小脸盆一口气吃完，肉包子一顿就能吃十一二个。
在功德林，李仙洲不管从思想上来说还是在劳动上，他的表现都非常不错，在功德林劳动的时候，管理所对于一些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的人是没有要求的，大李仙洲却并不在意，反而抢着活干，谁都想不到这位老人竟然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司令官。
其实，李仙洲在得知特赦的消息时，也非常高兴，他本以为自己一定是首批特赦的人员。但当法官读完特赦的名单之后，李仙洲心里一沉：完了！
尽管当时的他非常失望，但也立即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他知道如果自己一直积极表现的话，总有一天会被特赦的。
终于，他迎来了这一天。
1960年11月28日，李仙洲和范汉杰、沈醉等五十人第二批特赦，从一名战犯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
其实，李仙洲能够获得此次特赦，是周恩来亲自点的名。周恩来非常关心战犯的改造工作，在相关部门起草第二批特赦名单的时候，周恩来一看上面少了一个名字。便指示：一定要加上李仙洲的名字。
就这样，李仙洲重获自由。当李仙洲得知是周恩来亲自写上自己名字的时候，却又悲又喜。
他高兴得是，周恩来始终都没有忘记自己，给了自己自由的机会，悲伤的是，他作为黄埔军校的学生，不仅没有给老师争光，反而做了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
李仙洲特赦之后，周总理还亲自召见了他，与其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周总理的关怀让李仙洲激动不已，他愧疚地说道：
总理也点了点头，说道：“是嘛，我们不能老纠缠在过去，我们要朝前看。”
特赦之后，有关部门准备将他安置在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但李仙洲却谢绝了政府的好意，他表示自己更想回到老家享受晚年生活。
于是，李仙洲回到了山东济南的老家，任职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等职，开启了他安享天伦的晚年生活。
李仙洲这一辈子，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但当洗尽铅华，走入暮年时，还能享受平淡的晚年生活，也算是三生有幸。
这个重大的日子，非常的有意义，所以特赦一些罪犯，其他的不符合要求的罪犯就不能放。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无疑是一项展示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营造节日祥和喜庆氛围的重大政治决定和法治举措。
2019年6月29日，一声春雷，普降甘霖。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特赦决定，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据了解，这是继2015年我国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后又一次进行特赦，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此事一经报道，随即引发社会各界强烈反响。多位法学专家、政法战线人士、法律服务工作者、知名网络大V以及市民群众等纷纷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是我国又一次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的生动实践，具有重大时代意义与价值。
扩展资料：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罗智勇告诉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家在举行一系列重大庆祝活动的同时，对部分罪犯实施特赦，由人民法院承担特赦案件的审理任务，作为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我们深感意义重大，责任重大。
“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一次重大的国家活动，一项重大的法治实践，一种重大的人道关怀。”罗智勇说，“人民法院一定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主席特赦令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特赦决定的精神。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忠实履行法定职责，依法审理好全部特赦案件，以优异成绩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特赦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依照宪法实施特赦，彰显了法治精神，有利于服刑罪犯及其亲属进一步增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
在目前我国经济政治形势下，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有助于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社会秩序安定，是一件好事。”
人民网-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 彰显法治人道文明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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