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坐落在江西九江市南36公里处，山势雄伟俊奇，它的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云中山城牯岭镇海拔1167米，大部分山峰海拔1000米以上。庐山北依长江，南临鄱阳湖，山水相依，使得庐山云雾氤氲，景色迷人。
而且夏季的庐山气候凉爽宜人，自古就是避暑胜地，也是文人墨客青睐的地方。 庐山名胜古迹众多，景点遍布，然而有一处地方却是最有 历史 意义的，那就是庐山的别墅群。
这些别墅大多依山而建，掩映在松柏翠竹之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在庐山的青山白云间闪烁。
而这些别墅里流传的一个个故事，那些百年风云人物一个个生动的身影，更是给庐山披上了一层带着政治色彩的神秘光环。
在牯岭东谷大月山麓中四路11号，有栋编号为“286”的美式别墅。别墅是同样依山而建的风格，古木翠竹环绕，环境典雅幽静。这栋别墅最初是以庐山疗养总院的267为编号的。
始建于1903年，美国传教士科奇南为了避暑修建了这所别墅。
193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驻庐山办事处将别墅买下作为办公地点。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收归国有。
1961年8月22日，秀美的庐山掩映在缥缈的云雾里，层峦叠嶂间葱茏的树木青翠欲滴，空气清新，不时还有清脆的鸟鸣隐隐传来，景色美不胜收。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按照组织安排入住这所别墅。
当时负责接待的是28岁的庐山工人疗养院办公室秘书杨基友。他全程负责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的衣食住行。
这个时期，我们的新中国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那时，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邓小平此行，就是为了参加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从8月23日至9月16日，就是为了寻求突破困境的良策，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工作中的问题，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以往工作中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做法，这就是在我党 历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二次庐山会议”。
邓小平在此住了20多天，这些日子，给参与接待的工作人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他们永远难忘记。
根据杨基友回忆，1961年8月22日上午，他和第七接待服务小组的同事一起，早早来到庐山疗养院总院的这所别墅前等候。
10时30分左右，两辆轿车缓缓驶入院中，车门打开，邓小平走出来，随行的还有他的夫人兼机要秘书卓琳及女儿邓楠等人。 这是他第一次上庐山。
庐山管理局党委书记楼绍明带着第七接待组的同志迎上前去，同邓小平握手：“ 首长一路风尘仆仆，辛苦了。 ”
邓小平态度谦逊，说：“ 哪里有辛苦，倒是我们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
因为是第一次来庐山，不免有些好奇，他打量一下四周的环境，欣喜地说：“ 这地方很凉爽，很好！ ”
当知道这所房子原来是美国人造的别墅，现在收归政府所有做了工人疗养院时，风趣地说： “那好嘛，我们既来开会，也在这里修养修养”。
接着，邓小平又问起山上的天气情况，知道山上和九江的温度差有十几摄氏度，还感慨地说：“ 怪不得是驰名中外避暑的好地方！”
邓小平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生活上十分朴素。
杨基友介绍说，为了减轻大会会务的负担，当时邓小平来到山上使用的床单、枕巾毛毯等床上用品，都是卓琳从家里带来的。
有一次，会议分配给邓小平两条内部供应的熊猫牌香烟，他让卓琳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招待客人，也从来不用会议供应的水果、烟、茶之类的。会议期间的一天，李富春、陶铸、罗瑞卿、柯庆施晚饭后来到286别墅找邓小平打牌，卓琳拿出钱给杨基友，让他去外边的小店里买了几个香瓜招待这些老牌友。
在别墅里面的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只有几平米，仅仅容得下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的小书房，邓小平就在这里批阅和起草文件，杨基友说：“ 我每天起床后，就看见他坐在桌前办公，用碳素铅笔写写画画，纸上写的密密麻麻。”
生活方面，杨基友介绍说： “邓小平的饮食习惯按照四川口味制作，只要有辣椒、花椒，简单的茄子、豆角、白菜、胡萝卜都吃的津津有味，连汤里都放。早餐一般都是绿豆稀饭加上几个酱菜;中午晚上都是按照会议标准来”。
在整个会议期间，邓小平的生活和饮食都简单，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上提出过任何要求，连荷包蛋都没做过一次。有一次，邓小平看见工作人员拿着一些发黄的白菜叶子去扔掉，叮嘱他们也不要扔掉，用开水泡一泡，放一点盐和辣椒味精，就留作早餐就稀饭。
杨基友说起来这些，无限感慨： “连厨师都跟我说，他都成了做斋菜斋饭的师傅了。”
据杨基有介绍，庐山会议期间20多天的时间里，邓小平和第七接待组的成员相处愉快，也留下了难忘的回忆，但是他们也有深深的遗憾。这一点可能去庐山 旅游 的后人会发现：庐山会议期间，邓小平几乎没留下什么照片。
杨基友说，连他们这些相处密切的接待人员都没能留个合影纪念一下的。 这是他们第七接待组成员们永远的遗憾呢！
这是因为邓小平9月9日要带领中共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以行程安排得比较紧，因而邓小平很少出去 旅游 、参观，当然也没有拍多少照片。
会议期间为了调节一下气氛，大会组织安排了几场演出，邓小平也很少去看，发下来的戏票都被他们这些工作人员拿去“瓜分”“享受”了。 他自己只是在挤出来的空闲时间打打桥牌，玩玩麻将，锻炼锻炼头脑，活跃一下思维。
9月6日，就是他刚做完报告的第二天邓小平就提前下山回北京了。临行前，他叫卓琳找到杨基友，结算会议期间的伙食费和洗衣费及其他杂费。
当杨基友对卓琳说不用算了的时候，卓琳严肃而认真地说：“ 不算可不行，一分钱都不能少”！
最后卓琳在付清了所有费用后，还和工作人员真诚地道谢，感谢工作人员的周到照顾，还和他们握手告别。
这次会议期间，邓小平的平易近人的形象还有他勤俭朴素，克己奉公的品德留在了大部分与会人员的心里。
邓小平喜欢打麻将是好多人都知道的，卓琳也是支持的。平时有机会的时候，卓琳还会帮助他开牌局，找上几个牌友，到住处玩一玩。
庐山会议期间，有罗瑞卿、陶铸、李富春柯庆施这几个老战友，罗瑞卿还常来邓小平这里吃饭。
大约在1961年9月15日晚，与会人员都基本完成了大会的主要议程 ，能挤出点时间来 娱乐 放松一下了。邓小平就让卓琳和邓楠通知那几个老牌友来267号“摸几把”。
吃完饭，陶铸、罗瑞卿、李富春等人就进入会客厅。
邓小平首先开口，幽默地说：“ 打麻将，我可不讲啥子客气。先到有奖，先上桌打，来晚的要罚，坐在旁边干看！ ”大家被这几句话逗得哈哈大笑！
打麻将的时候他们每轮都记下输赢，打了几圈之后，输了的下场看牌，看牌的上场去打。 邓小平牌打得好，麻将更不用说，他往往赢得时候居多，一般下不了场，简直是“常胜将军”。
邓小平常说，打麻将能锻炼人的头脑，让人思维敏捷，头脑灵活。现代医学发现，打麻将的时候摸牌、码牌，手脑活动较多，锻炼大脑的同时调节身心平衡，锻炼心理素质，确实一定程度上确实能预防老年痴呆的。
邓小平还喜欢打桥牌，水平还不低，无论是打桥牌还是打麻将牌风都很好，牌桌上他不多说话，专心地打每一局，无论输赢都不生气着急。偶尔说一句幽默又 搞笑 ，很是活跃气氛。
如果时间晚了，卓琳会让厨师给大家准备几碗面条，邓小平这时候一边仔细观看桌上打出的牌，一边还忘不了叮嘱卓琳：“ 我的面里什么也不要，但要放辣椒。 ”这些话往往会使几个牌友们爽朗大笑，气氛也因此无比轻松活泼。
这次会议会议闭幕前，中共中央批准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修改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还有对当时粮食问题的重要批示。
及至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实行改革开放，进行 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在这一系列的决策中，有不少观点和这次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不谋而合、一脉相承。
而这次会议期间邓小平表现出来的艰苦朴素、克己奉公的品德也让人敬佩不已。
艰苦奋斗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对于党和国家的各项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
邓小平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习惯，无论是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建国之初，那段艰难困苦的经济困顿的时期，即使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日益好转的日子里。
也许杨基友在感叹邓小平的简简单单的生活的时候， 他根本没想到这种简单朴素的习惯已经深入骨髓，成了他天长日久的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975年，邓小平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强调说， 我们这些人，到下面去搞调查研究的时候不要给地方干部增加负担，生活方面，工作餐西红柿炒鸡蛋就不错了。
邓小平的火车工作餐曾经给当年的列车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1951年到1994年，邓小平共乘过专列78次，乘车796天，视察了24个省、市、自治区，累计起来，相当于有两年多的时间邓小平是在专列上度过的。这些天数加起来就将近2000多次工作餐，那么他在火车上的工作餐是什么呢？为什么能给列车员们如此深刻的印象？
当时任专列列车长的齐文明回忆起来记忆犹新：工作餐都是家常便饭，特别简单，没有任何特殊要求。 早餐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豆浆油条。
午饭经常是西红柿炒鸡蛋、炒青菜、砂锅豆腐之类的下饭菜。有时吃剩下的饭菜，邓小平还特意叮嘱工作人员不要倒掉，下顿饭热热或者做成烩菜再吃。
有一次工作人员看他实在太操劳，担心他的身体 健康 ，主动给他带了几个鲍鱼。 邓小平知道后坚决反对，说这鲍鱼太贵重，不能这么奢侈，怎么也不让厨师做。
齐文明还说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有一次，厨师做油条的时候发现盐放得太多了，厨师这下子着急了，怎么办呢？如果重新和面时间上根本来不及，而且这么大一块面浪费了也太可惜。
厨师万般无奈之下想了个办法，他先和了一块不咸的面，然后和油条面和在一起，这样子面就不太咸了。可是油条炸出来之后颜色、口味都不均匀。厨师硬着头皮把油条端了上去，心里惴惴不安。
可是邓小平吃完一点儿也不生气，还风趣地说： “今天我们吃了一顿鸳鸯油条” 。知道这个情况后，还说厨师做得对，并表示： “农民种田不容易，一定要节约粮食”。 这让厨师和工作人员感动钦佩不已。
确实，邓小平的生活习惯就是如此，不只是工作餐简简单单，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邓小平四世同堂，一家12口人，每顿饭他要求只有四菜一汤，食材也只是普通的食材，没有山珍海味，也不是什么美味佳肴。
邓小平从来不以国家***的身份搞特殊。他常常说：“ 艰苦奋斗还是要讲，一点也不能疏忽，要勤俭办事，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
“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邓小平把重塑艰苦奋斗精神与实现党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在谈及现代化目标的谈话中，都要强调要靠艰苦奋斗来实现。
为倡导和坚持党艰苦奋斗的作风，邓小平以身作则，躬行实践，以自己的表率行动为全党树立了榜样。
其实，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品德。艰难困苦的岁月里生活要节约，和平的年代更要俭朴，不奢侈，不浪费。他们从战火纷飞的那个时代走来，洗净满身征尘，却顾不上享受生活就全身投入到建设祖国的洪流中。
他们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俭朴 生活的实际行动为我党和全国人民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他们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克己奉公，为后人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努力奋斗，最终带领人民战胜一个个困难、实现 社会 主义的发展。
勤俭节约的思想与风范是我党的一贯坚持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正像邓小平强调的那样，艰苦奋斗的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长期任务，一直要抓六十到七十年。
“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 ，这是伟人独有的前瞻性的眼光，以后的发展逐步证明了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岁月如梭，时光飞逝，雄伟壮丽的庐山上，缥缈的云雾依然弥漫着，山间珍珠似的一座座别墅依然矗立在绿阴深处，向人们讲述着 历史 上的百年风云变迁。
而那些曾写下共和国浓墨重彩的一笔的风云人物似乎再在这里鲜活：别墅里书房的灯光，似乎还彻夜不息；那间小小的书房里，似乎还有奋笔疾书的身影;温馨的会客室里，似乎喜欢麻将的老牌友还团团围坐在一起，麻将碰撞的噼里啪啦的声音里，
“常胜将军”似乎又和了一局，爽朗的笑声似乎在空气里回荡。时光穿梭到了2021年 。
如今，邓主席离开我们已经24年了，我们的祖国也日益繁荣富强。
在缅怀邓小平主席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更应该继承发扬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的革命精神，继续艰苦奋斗，努力拼搏，让我们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
1981年9月14日，河北省张家界以北的一片大平原上，出现了震撼人心的一幕：
排列好的炮车率先发动，向着远方的既定目标打出一发发炮弹，紧接着坦克部队顶着阵地上弥漫的硝烟出动。
坦克车后，一架架武装直升机有序升空，在天空更高的地方，轰炸机群、战斗机排成序列，也在向地面喷泄炮火。
机械部队出动后，步兵紧随其后，战士们冒着猛烈的炮火奋勇向前……
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这次演习，部队共投入海陆空共11万兵力，总花费有2500万之多。
在这次演习之前，有人以花费太大为由反对，但邓小平同志却拍板定了下来，事后收到的效果，也证明了小平同志的高明和远见。
“华北大演习”，是在当时环境下一次展现中国实力的行动。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政治经济都在飞速发展，但是外部环境仍然不容乐观。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前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就一直想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为了在争夺中取得优势地位，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划分地盘”。
这一时期，虽然随着尼克松的访华，中美关系进入了难得的“蜜月期”，但也只是表面上的和睦。
另一方面，中苏关系此时也不断恶化，在边境地区甚至两国陈兵百万，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虽然中国不惧战争，但对于当时想要稳下来发展国内经济的中国来说，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展示中国的军事实力，让美苏安分。
而在这个时候，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是体现中国军事实力的最好方法。
军事演习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检验军队的战斗力，看军队能不能适应当当下的作战要求。
适应当下的作战要求，也是在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自卫反击战虽然胜利了，但是解放军在这一战中，伤亡情况也很不乐观。
实战中暴露出来的，除了干部指挥能力弱、部队协同作战能力不强之外，基层官兵对于先进武器的使用，也有明显的不足。
用模拟实战的方式，让官兵在演习中得到锻炼，也是组织这次实战演习的目的。
1955年，1959年和1973年，解放军也先后组织过大规模的实战演习，只不过当时最大的一次只有5万人参加。
当时的实战演习也各有侧重点，而在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的1981年，再进行一场有针对性的大演习，对于全军来说，也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所以在中央军委举办的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大家决定了要在华北地区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演习，当时为了保密，中央军委把这次秘密会议叫做“801会议”。
在“801”会议召开之前，总参谋部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也得到了聂荣臻、叶剑英和徐向前三位开国元帅的认可。
1980年9月30日，总参的杨得志、杨永和张震三位将军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时，将这一战略方针，还有三位老帅的意见一一向邓小平同志做了汇报。
邓小平同志不仅明确肯定了他们的观点，还当场表示，自己要在“801”会议上讲话。
在随后的讲话上，邓小平同志明确赞成“积极防御”这个方针，并表示我们要持续作战，叶剑英元帅也做了发言。
叶帅在发言中提出：在这个方针下，全军要抓好训练，特别是合成军队的作战训练。
为了落实“801”会议的精神，总参提出，可以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演习可以分成几个不同的方向，各有针对性。
当演习的方案上报到中央军委之后，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却拍板决定：要搞，就搞大的！
“801”会议决定了举行实兵演习后，就立即制定了演习的方案。
总参最初制定的演习方向有三个：在华北地区组织防御作战演习，在西北地区组织阵地防御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三战”演习。
在渤海湾一带，可以根据地理条件，组织防御登陆的演习。
经过大家的反复研究和讨论之后，总参最终决定，首先在华北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的主要方向为防御作战。
演习的具体地点就定在张家口以北的地区，由北京军区组织实施，因为这次演习是在“801”会议上提出的，所以演习代号为“802”。
总参决定出来之后，北京军区也迅速制定出了具体的演习方案，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作为演习负责人，在1981年2月底举行的军委办公会议上做了汇报。
会议原则上同意了北京军区对于演习方案的计划，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志仍有顾虑，他们担心这么大规模的演习，会在国际上产生不良的影响。
而且北京军区这次制定的演习方案，在建国以来，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军委的同志也担心这会给财政造成压力。
所以会议上也有些同志提出：演习规模是不是可以小一些。
但是秦基伟贯彻“801”会议的精神，重申了大规模演习的重要意义，双方在会议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会议的最终结果，是让总参和北京军区再讨论一下，准备大、中、小三个方案，最后再由军委审批。
最后制定的三个方案把演习规模分别定位方面军规模、集团军规模和师一级规模。
根据规模的不同，参与演习的兵员数量分别是10万人、5万人，最后师一级规模的只搞图上作业。
后两个规模小的方案是总参拟定的，第一个方案是北京军区拟定的，这个方案除了规模大、参与人数多之外，训练的科目也最全，一共有四个。
这四个训练科目分别是：模拟敌军坦克集群进攻、空降和反空降、阵地防御和反突击训练。
这三份演习方案制定出来后，就被统一报送到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处，由他做最后的决定。
邓小平同志听完汇报之后表示，大规模的演习，我军很长时间没有搞过了，通过演习也可以鼓舞士气，要搞合成军，地上有，天上也要有，要搞，就搞大的！
邓小平同志还表示，大规模的演习，对于提高军队的实战水平是有好处的，所以就按照第一个方案搞一次，既然要做演习，就要收到训练军队的目的。
对于花费过大的事情，邓小平则大手一挥：钱还是要花的，节约一点儿就是！
除了实战训练，邓小平同志提出，阅兵式和分列式也很久没有搞了，这些可不是形式主义，这对部队的作风培养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邓小平同志还特别提出，实战训练完之后，搞一次阅兵，把军队的威风摆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邓小平拍板定下演习规模的事情之后，参与演习的部队都沸腾起来了，这么大规模的演习，是我军 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能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也让大家非常振奋。
随后演习的各项工作就有条不紊地进行起来。
在军委的批准下，全军成立了以总参谋长杨得志将军为组长的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小组，演习导演部则由北京军区的参谋长周衣冰负责。
5月20日，总参对全军下发通知，将演习的参加人员、内容、时间等具体安排做出了详细规定。
演习的设想是以红蓝对抗的方式进行的，蓝方为假想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发起全面进攻。
蓝方的攻击方式是，先使用核武器和远程航空部，对红方的纵深目标实施打击，然后再出动装甲车和坦克集群，夺取红方战略要地。
红方为防御方，代表中国，在发现蓝军大规模进攻后，迅速组织防御，掩护国家进入战时机制，粉碎蓝军的进攻。
详细方案制定好之后，各参演部队就投入到了军长的训练中。
由于演习训练时，正是夏季最热的时候，官兵们克服困难，白天在酷热的天气下摸爬滚打，晚上就住在简陋的帐篷中。
面对这样艰苦的环境，参与演习的官兵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大家都兴致高昂，只等“亮剑”的那一天。
1981年9月14日，演习正式开始。
随着号令响起，炮兵先发制人，炮弹像雨点一样，密集地投向预定的目标地点。
炮兵轰炸过后，地面上，红蓝双方上千辆坦克、装甲车展开对战，在空中，双方的武装直升机、战斗机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空战。
在这样强大的阵势下，演习场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时不时有爆炸声响起。
红方步兵也不甘示弱，冒着猛烈的炮火向前冲锋，看着精彩的演习场面，观摩席上掌声不断。
在演习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也来了，他在观摩席上看完了演习的整个过程。
最后一天的演习中，红蓝双方展开激烈空战，蓝方飞机不断打击目标，红军也以火炮回击，看到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也忍不住起身鼓掌。
当看到代表中国一方的红军在航空兵、炮兵的支援下，对蓝军实施“反突击”时，邓小平同志再一次高兴地站起身来，边鼓掌边夸赞“打得好”。
9月19日，对抗演习结束，参与演习的部队迅速整队，进行了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汇演。
当天上午9点30分，装甲兵、工程兵等组成53个地面方队，以整齐又威武的步伐，走过检阅台。
航空兵组成6个空中梯队，也按照预定的队列，通过阅兵场上空接受检阅。
之后，邓小平同志在秦基伟的陪同下检阅部队，参与检阅的11万官兵排成整齐的队列，接受全军统帅的检阅。
阅兵仪式之后，邓小平同志发表总结讲话，称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建设的成果，不仅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又提高了部队的整体素质和实战水平，演习是非常成功的。
事后统计，这次演习除了出动的兵力是建国以来最多的一次之外，花费2500万元，比之前的预算少了很多，这也是切实贯彻了邓小平同志“该花就花，力求节约”的要求。
华北大军演，不仅对我军是一次锻炼，也让国际上看到了我军的整体实力，也收到了震慑外部力量，为我国发展经济赢得了和平安稳的环境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们准备华北军演的时候，前苏联也于1981年9月初，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
前苏联的这次演习，也以红蓝对抗的方式进行。
在这次演习中，苏联投入的兵种有机械化部队、防化部队、中远程战略导弹部队和空军航空部部队，演习中的坦克数量，比当时中国全部的坦克数量还要多。
苏联的军事演习是以“北约”为假想敌进行的，但是在当时复杂敏感的形势下，对中国也有相当大的压力。
如果当时中国没有这次华北大演习，其他的不说，光声势就会被前苏联死死压制，那么国际环境上中国的处境也会变得相对艰难一些。
所以当时的“华北大军演”，对于中国来说意义重大，这无疑也体现了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领导才能。
邓小平。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老科学家联合向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发展的建议》，信中恳切地指出，面对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应该不甘落后，要从现在就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十年、十五年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以后永远翻不了身。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小平同志亲自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自古有“善弈者善谋”的说法。
棋局如战场，能在棋盘上无往不利的，必定是有谋定后动大智慧的人，所以将军们对于下棋都有着极大地热爱。
朱德和彭德怀两位元帅就是出了名的爱下棋，还因为下棋闹出了不少的趣事。
这两个老朋友互相悔棋时有发生，被抓包更是不可避免的事，而这也成了两位的革命友谊的见证。
战场上炮火连天自然是神经紧绷，但作为指挥战争的人元帅们有自己放松的办法，朱德元帅就是数一数二的棋迷。
无论到哪，象棋盘都是要摆起来的，忙里偷闲地来上几局放松一下后投入进战场当中。
此外，棋局的多变也能锻炼到他们对于战场的敏感。
毕竟两方开战瞬息万变，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每天下棋成了放松大脑重新思考的好方法。
当年，八路军的总部设在村子里，和老乡们住在一起，朱德最喜欢的事就是找老乡们过过招。
可是，由于战场变化总能接到电报，朱德就不得不半道离开去处理。
这个时候，朱德往往一步三回头的不舍得，而且嘱咐警务员原样把棋盘保存好，以便下一次能够接着下完这局。
作为朱德元帅的好友，同样喜欢下棋的彭德怀元帅，他对象棋的热爱可以说是成“瘾”了，哪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
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身担中国人民志愿军军司令的职位，奋斗在战斗的第一线，但是彭德怀从来没忘了下棋。
为了不耽误处理军事，他总在吃饭的时候去找人下棋。
如果一时抓不到人，他会跑到驻地去找人，当然，虽然彭德怀下棋成瘾，但丝毫没有耽误打仗，甚至对打仗很有帮助。
解放战争的时候，彭德怀指挥清涧战役，期间遇见了很大的瓶颈，彭德怀一时陷入了死胡同。
为了缓解一下自己的情绪，他拉着警务员开始下棋，下着下着彭德怀啪的一声定下棋子，兴奋地大喊道： “瞧瞧，我把廖昂逮住了。”
战士们都吓傻了，怎么下着下着元帅喊起了敌人将领的名字，难不成是想抓人想疯了。
战士们不解，彭德怀却是满意地结束了棋局，他已经通过下棋找到了对付敌人的方法。
这一刻他手里的棋子就是战场上的士兵，在横冲直撞和灵活运用的两个打法中，敌军溃不成军。
最终，在彭德怀的运筹帷幄下，国军的战线全部被打乱，整个七十六师被歼灭，而作为七十六师师长的廖昂就和彭德怀吃掉的棋子一样成为了战俘。
下棋不仅没有耽误打仗，反而成了决胜的关键，从此彭德怀更喜欢下棋了。
朱德和彭德怀都爱下棋，自然是总凑到一起去开一局。
他们两个都是在棋场上各有千秋的人，平常都是难逢敌手，两相对阵从来是不愿意落了下风的。
朱德十分擅长用小小的“卒”取胜。
在他看来这就相当于战场上的士兵，士兵才是战场取胜的关键，而彭德怀的棋路就和他本人一样十分爽朗大气，下起棋来大开大合很有大侠风范。
可是，他本人又很追求完美，所以常常会出现棋子落下后他又觉得不满意，想着这一步下在别的地方更好想要悔棋的情况。
在延安的时候警卫班的副班长赵堂贵是彭德怀的老棋友。
他是出了名的下棋高手，变幻莫测的棋路让他立于不败之地，彭德怀和他下棋常常只打个平手，偶有胜利也是因为“悔棋”。
彭德怀的悔棋自圆其说，但遇上朱德他可是不认的。
1953年，朱德邀请彭德怀和邓小平去十三陵游玩。
走着走着朱德就犯了棋瘾，正好彭德怀也在两个人就停下脚步，支起行军床拿出随身携带的象棋，就这么简单地摆起了棋局。
邓小平见此情景走过来默默地充当起了裁判，毕竟这两位下棋时常会因为意见不同起争执，邓小平作为二人的好友可以从中调停。
果不其然，下到一半彭德怀就想悔棋，朱德抓着他的手腕不放： “这可不行，你这是悔棋。”
对此，彭德怀也不相让： “你怎么不说你偷吃呢。”
听此，朱德当场表示： “吃子没听说过要提前说的，悔棋可就算是耍赖了。”
坐在一边的邓小平赶紧出面调和。
幸好两个人对于邓小平的裁定都是认同的，不然非吵起来不可。
结果定后，彭德怀给自己找了个台阶： “这是给小平同志面子，是我让你。”
朱德也知道自己这个老棋友的脾气，笑笑没有说话。
两个人是棋友更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不仅在棋盘上生活里两个人也有着深厚的友谊。
晚年的时候他们挨着住在农庄里，伴着山清水秀接着下棋。
哪怕离开了战场，在棋盘上的两个人依旧是指挥着的“千军万马”，倒真像是归隐田园的老者，不问世事只管每日闲来下棋。
后来，彭德怀因为特殊原因错过见朱德最后一面时掩面痛哭，高年失老友何等的悲痛。
两个人棋逢对手又共同走过革命风雨，可以算得上生死之交，想起当年的拌嘴必定是分外怀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协议中红军名字改为了：八路军与新四军。隶属国军战斗序列，国民党也给部分将领授予军衔，其中就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其中朱德被授予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剩余的几位高级领导全部被统一授予中将军衔，不过这也只是名义上的军衔，因为首先没有授衔仪式以及简章一般都不会佩戴。
1937年12月的时候，毛主席在抗大的演讲会上就批评过这件事情：
红军长征之前，毛主席一直都会身穿军装，可是在长征结束之后，一般都不会穿军装，面对国民党给解放军发的八路军服装，主席更是一次都没有穿过，他唯独对红军时期的五角星帽子特别感兴趣，因此主席在出席一些会议的时候，都会佩戴五角星帽。
由此大家就可以看出：主席本人心中没有军衔概念，上下军民应该平等。
为此朱老总还做过一首诗：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的待遇完全平等。”
在军衔方面很多将领们都没有太大的意见，不过相信大家也知道1965年的时候，我军取消了军衔制度，全部身着65式军装。军衔制度为何会被取消呢？那为什么又会在1988年恢复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走进文章：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夕，苏联老大哥进入了东北，由于当时中共需要派人前去交涉，也就导致了中央必须要给前往东北的几位工作人员授予军衔，主要是害怕与苏军军衔不对等。
要知道苏联不单单是将领有军衔，就连***斯大林都会授予大元帅军衔，由此可见苏军对于军衔是比较重视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党中央为几位调查处的工作人员授予了军衔，效果显著的是他们到达东北之后，苏联方面也是非常重视的派出了高级将领来与他们对接。
同年12月，国民党与***签订了《双十协定》，蒋介石也同意了和平建国的方针。 由于国民党当时是有军衔制度的，不过国民党大部分将领是没有含金量的，这也说明国民党方面即将要进入将军满天飞的局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人徒有虚名，可他们依旧是有资格参与国防部人选的。因此我党也提出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指挥人员，也应该被授予军衔。当时国民党的6等16阶的编制是比较完整的，其中包括：陆军特级上级、一级上将以及二级上将。
只可惜这项提案还没有通过审核，蒋介石便公开撕毁双十协定，直接发动了内战。在解放军不断的努力下，终于将国民党打倒了，新中国也因此诞生。
1955年2月，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正式授衔采用军衔制度，这一次的军衔制度是模仿了苏联，名字为：6等19阶。
其中包括了：元帅两级，分别是大元帅和元帅。将军官四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四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四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官三级：上士、中士、下士；士兵两级：上等兵、列兵。
我们在前文讲过：苏联方面的***都是有军衔的，斯大林就是大元帅军衔。面对这一点毛主席对军衔制度的制作人员说：我们学习苏联也不一定全部学习嘛！我要是穿上这大元帅军服，我以后去下面活动的时候太不方便了，我不想和百姓有隔阂。
当时大元帅的军服都已经做好了，毛主席欣然拒绝了这些人的好意，听闻毛主席拒绝之后：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也纷纷拒绝了准备授予他们的元帅军衔。随后在军衔制度实行前，离开部队的不少将领都没有被授衔。
其中包括李先念、邓子恢等，这些人原本也是准备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可一听主席都不要军衔了，加上自己离开部队很久，的确是不适合授予军衔。不过在这其中有一个例外：陈毅，彼时的陈毅也离开了军队，他是外交部部长。
按理说离开了军队，不过周恩来等人还是力荐陈毅当元帅，因为陈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做出过突出的贡献，他不能当元帅，想必这个位子没有人能坐。并且陈毅在外交部工作，有军衔是能够发挥出作用的。
这一点是可以借鉴美、苏两国的，议案敲定之后，1955年9月27日就开始了正式的授衔仪式。其中被授予军衔的元帅有10人、大将10人、上将55人、中将175人、少将802人，这些人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授衔也是对他们功劳的肯定。
55年评定军衔的时候，苏联方面也给出过建议：尽可能压低军衔。
若是按照正常来定军衔：军长应该是中将军衔，师长应该是少将军衔。可大部分军官并没有按照这个要求来授予军衔。就拿影视剧孔捷来说，他对李云龙与丁伟说：我作为一个军长是少将军衔，可我手下的师长也是少将军衔，这样一来我还怎么指挥他们。
在学习军衔制度的过程中，还学习了薪金。在苏联用这种制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在新中国这种薪金并不合理。不少军队的军官，都比在地方上工作同级的干部要高出80%左右，这也是很多人为什么要提出取消军衔制度的原因。
在提出这个议案之后，中央军委一致同意，于是在1965年2月的时候发布了取消军衔制度的通知。从此之后，部队上下都统一用65式军装。
军衔制度取消之后20年，军委方面提出要恢复军衔制度。军衔制度有好有坏，的确在很大一部分情况下引起了部队中的不和谐，出现了等级划分。可我们在抗美援朝中也吃过这样的亏，战争时期两支部队被打散，到底应该听谁的指挥？
如果有军衔的话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可没有军衔的话，双方只能打嘴仗。可战争中哪有那么多的时间争论这个问题呢？因此这也是军委的考虑，这个提案在1988年终于被通过，不过在恢复军衔制度之前，不少人提出了疑问：是采用苏联老制度？还是采用西方制度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苏联的制度并不适合我国，其次西方的军衔制度在仔细研究之后发现也不适合新中国。因此在军委、中央等重要领导商议之后，决定要采用一种新的军衔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苏联。
新的军衔制采用了6等18级，其中最高军衔是一级上将，其次是上将。
一级上将说白了就是当年的大元帅制度，由于多年来没有人能够胜任一级上将，于是这个军衔也就被取消。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1988年恢复的军衔制度只恢复到上将级别，之前的元帅、大将全部被取消。要知道1988年授衔的时候徐向前等老帅、老将还在世，他们没有被授予军衔。
因此一些人也有疑问：为什么徐帅等人没有被恢复元帅军衔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比较容易解答的：元帅、大将这样的职务是比较适合开国将帅的，在和平时期一般不会颁布。要知道1955年授衔的时候，元帅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因此这个称号是授予为祖国做出重大贡献的将领的，在和平时期这种贡献几乎不会出现，因此大将与元帅军衔就被敲定取消。
并且邓小平还明确的在会议上说过：和平时期，军衔只设到上将。
在会议上还有人问他：徐帅、聂帅还健在，他们对这个制度会不会有意见？
邓小平接着回复：徐帅年事已高，早已淡泊名利，他们的思想工作我去做就好了，我相信这几位老战友都能够体会国家的难处，这种小事并不会计较。
1988年9月14日，怀仁堂有17位高级军官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17位高级将领分别是：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天浩、杨白冰、赵南起、徐信、郭林祥、王诚汉、张震、李德生、尤太忠、刘振华、向守志、万海峰、李耀文、王海。
军衔制度的不断创新，让新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军衔制度，邓小平同志在恢复军衔这件事情上居功至伟，也正是他无私的奉献以及先进的眼光，才有了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对新中国的功绩我们不能忘记，可以说不敢忘记！
正如歌里唱的一样： 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一系列思想，是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特殊时期”提出来的。当时中国面临“怎么办”、“向何处去”等尖锐问题急需回答，邓小平就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对策。虽然有些是直接为应对当时的严峻形势而提出的，譬如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等。但决不能将邓小平以其丰富的斗争经验，非凡高超的谋略艺术，而陆续提出的一系列光辉的战略思想，说成是“局部性策略方针”，只是应对特殊形势的“权宜之计”。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譬如邓小平针对当时有人希望中国“扛旗”和“当头”，而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他还一口气讲了三个“永远”：“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既然是“国策”又是“永远”，还能是什么应急的权宜之计吗？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一些重要战略思想，即著名的“四句话16个字”：“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更是闪烁着长期战略性光辉，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现在人们常说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八个字，实际上是邓小平上述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的核心，是经多次归纳概括高度浓缩后的提法，这对中国显然具有长期战略性指导意义。
党的十三大以后，针对改革初期一度存在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邓小平同志明确认为改革开放十年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出现了明显的失误，重申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两手都要硬。
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并明确指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扩展资料
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提法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述，但是从本质上看，就是要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在改革开放中，要始终重视和处理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必须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方面都要重视，都要抓好。如果从更高层次上认识邓小平同志的“两手论”，应当说这一思想是党的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一种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体现为物质文明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包括了精神文明建设。
中国经济网-把脉！从“两手论”到“五位一体”如何演进？
8月22日，邓小平故里。
烟雨濛濛，碧草青青。邓小平铜像广场前，鲜花成海，思念化雨……
8时30分。广安市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献花仪式隆重举行。市委书记侯晓春率机关干部，向邓小平铜像鞠躬致敬。
代表470万家乡人民的共同心声，侯晓春在小平铜像前深情讲述：“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邓小平理论描绘的宏伟蓝图在家乡正逐步变为美好现实，广安人民正满怀豪情向着‘两个一百年’目标奋勇前进。”
时光回溯，2013年2月23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筹备工作动员大会上：“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举世仰慕，我们应当真情崇敬、永远爱戴小平同志；广安快速发展得益于小平同志，我们应当饮水思源、深深感恩小平同志；办好纪念活动是广安神圣职责，我们应当主动作为、积极担当光荣使命；小平家乡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应当抢抓机遇、借势推进跨越发展；纪念活动系列项目正有序实施，我们应当加快推进、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干部群众都是纪念活动的主体，我们应当踊跃参与、人人出力争作贡献。”侯晓春提出的这“六个应当”掀开了“感恩小平·我为小平家乡发展作贡献”主题活动的大幕。
“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精心办好纪念活动，努力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广安市委市政府庄严承诺。
一年多来，从“感恩小平·我为小平家乡发展作贡献”到“感恩小平·中国梦在广安”，“感恩发展作贡献”活动不断丰富和深化，全市干部群众在解放思想中凝聚发展共识，感恩奋进，艰苦创业的似火激情迸发，铸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风雨无阻、昼夜兼程”的广安精神，集聚起追逐梦想、谱写新篇的广安力量，这力量现实而又强劲！
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前夕，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改陈和邓小平缅怀馆如期建成开放；国内外关注的各项纪念活动如期举行，市民广场、彭枣线公路等36项重大惠民项目为纪念活动铺就温暖底色，焕然一新的广安倍受世人瞩目。这是市委市政府“一手抓纪念活动筹备推动民生改善，一手抓经济发展推进邓小平理论在广安的全面实践”带来的巨大效果。小平家人十分欣慰：没想到“把低调务实、节约朴实、切忌铺张浪费的要求落实得这么好”。
在“感恩发展作贡献”旗帜引领下，全市各行各业把对小平同志的感恩之情转化为推动广安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服务业增速分别跃居全省第5、第2、第2、第1位，广安步入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实践中，广安力量正昂扬崛起！
培育感恩小平的共同信仰
——“只有抓住纪念活动的历史机遇，把社会各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爱戴之情转化为支持广安追赶跨越的强大力量，才能为发展集聚更多资源、赢得更大进步。”一个战略目标高度凝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能产生最为强烈的共振共鸣。一年多来，全市上下锁定办好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这一目标，高扬“感恩作贡献”旗帜，“感恩小平”的共同信仰激发强大的动力，以等不得的使命感、拖不得的责任感、慢不得的紧迫感，集中力量打一场纪念活动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同步实施的攻坚战
2012年11月25日，入川赴任仅4天的省委书记王东明就到广安调研，殷切期待伟人家乡：努力走在全省改革开放的前列。
当时，这还是大多数广安人心里沉重的疑虑——距离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只有屈指可数的一年又九个月时间。家乡以什么样的面貌迎接小平同志110诞辰周年？广安能不能在这个关键时期实现快速发展？怎样才能走在全省改革开放的前列？“中国梦”广安篇章将绘出怎样的图景？
2013年2月18日，侯晓春履新广安市委书记。在广安工作5年多时间，侯晓春对广安的认识充分——“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的基本市情没有根本改变。
对外，周边兄弟市州加速“次级突破”，广安面临“落伍掉队”的严峻考验，百舸争流，缓行亦退；
向内，在经过迎接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的超常规发展后，一段时间发展放慢，被“边缘化”的忧患意识逐渐在干部群众思想中滋生。
立足市情，眺望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而“办好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是当前最宝贵、最现实、最直接的机遇”。
机遇稍纵即逝，发展时不我待。“只有抓住纪念活动的历史机遇，把社会各界对小平同志的崇敬爱戴之情转化为支持广安追赶跨越的强大力量，才能为发展集聚更多资源、赢得更大进步。”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筹备工作动员大会上，侯晓春的讲话掷地有声。
集中力量办好大事。全力以赴做好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筹备工作，“感恩小平·我为小平家乡发展作贡献”主题活动，作为引领广安未来发展的重大部署予以明确。
一石击浪。“感恩作贡献”迅速成为“热词”，并在全市各行各业间掀起新一轮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大家纷纷阐发观点，表达见解，荡涤思想，凝聚共识。
“每年小平同志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会到邓小平故里敬献鲜花，缅怀伟人。”市委书记侯晓春说。从2013年起,“2.19”、“8.22”，成为了广安人民感恩抒怀的时间节点。
发展使命所向，源于责任担当。努力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就是对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市委坚持一手抓纪念活动筹备，推动民生改善；一手抓经济发展，推进邓小平理论在广安全面实践。运用市场法则，政府、市场两手共舞，总投资达600亿元的36个重大惠民项目全面开花，多点突进。民生为先的基本理念和积极实践，成为推动“感恩发展作贡献”活动最有效的社会动员。
承载着家乡人民对小平的深切感恩与怀念，“感恩发展作贡献”活动成为全员参与纪念活动的广阔平台，激发更加蓬勃向上的力量，鼓舞起全市干部群众的昂扬斗志，点燃了干事创业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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